村西铁路记
杨岩峰
村西铁路，包括村西北、西南两端的大桥，大约有两公里的路程，它们比我刚去世的老姑年纪都大，满打满算岁了。这里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因为要横跨两条河流，这就让我们村无论在战时或者和平年代都显得格外重要。其实我们村未建铁路之前就很重要，不然为什么叫“堡头”呢？我记事时村西北紧靠汶河、紧挨铁路的地方还有个圆土墩，据说就是元明时期汶河南岸第一个烽火台，这大概也就是“堡头”的来历吧?
汶河铁路大桥两端，至今还各矗立着一个岗楼，不过已经空空如也，但四十年前，这里每时每刻都有军人执勤。我们这边的岗楼和烽火台相隔不远，孩子们经常过去和军人互动。军人只有在火车驶过时保持立正姿势，其他时间可以随便走动，有时甚至下来追赶那些捣蛋的孩子。
护桥部队有一个排，安营在对岸铁路西侧，青砖红瓦的房子至今还在，当时里面有篮球场，还经常邀请地方上的篮球队和他们进行友谊赛呢。因为铁路有两条线，为节省兵员，也是出于实际考虑，汶河北岸的岗楼设在西线桥北，南岸的岗楼设在东线桥南，也就是我们村西北方向。我们村西边的人到河里去，都要经过岗楼下面，如果你距离大桥太近，执勤的军人就会发出警告。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前，东线还没有完全竣工，只有西线畅通无阻。那时，铁路大桥还不是现在水泥预制的，而是大铁桥，俗称“黄瓜架”，桥南至桥北共有八孔，据说由德国人承建，磅礴大气，宏伟壮观，一直是我们村里人尤其是孩子们对外吹嘘的资本，但后来和东线一样都换成了水泥预制的，光秃秃的就没什么看头了，我们村的人尤其孩子们对此大为不满，一度骂那个决定撤换大铁桥的人是王八蛋。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不是一个“王八蛋”的事，而是众多技术和决策人员的共同考量和决定。
不知道更换大桥有没有战略上的考虑，但自从“黄瓜架”消失后，护桥部队就撤离了。开始两端还有民兵持枪把守，后来民兵也不见了，至今两个大桥仍安然无恙。其实“黄瓜架”还在也不会有人打它的主意，反而是汶河上空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
距离岗楼往南三十米不到，两条铁路各有一个供村里村外的人过往的涵洞；西边那个涵洞北侧下面还突出一道约十米长半米高的水泥台，估计是供过往行人歇息用的。上世纪九十年代铁路部门组织施工人员对涵洞加固维修，那个水泥台就拆除了，估计他们认为这本来就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吧？
西边铁路涵洞南侧上方原有两间刷了黄色涂料的瓦房，像小楼一样蹲在多出来的一块护坡上，村里人称之为“道房子”，维修大桥和路基的铁路工人经常在此小憩或放置工具。听说这两间瓦房是日本人修建的，多年以后，从西边路上过来的人，还能看到迎面墙上用白漆刷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几个大字，北面墙上依稀还能看到蓝色的“仁丹”。我在老家生活时这两间房子还在，有一次回家，偶尔发现那里空了许多，一想才知道“道房子”没有了。为此我一直觉得惋惜，因为拆了它就等于毁灭了日本人当年侵略我们的一个“罪证”。
听上了年岁的人说，和我们的护桥部队刚好相反，当年日本人是驻扎在我们村西北角的，总计不超过十个人，但伪军很多，他们不但把守在铁桥两端，铁路两侧很远的地方还有不少瞭望哨，发现异常可以随时通报。
日本人纪律严明，也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所以很少到我们村骚扰，但他们对从外地抓来的抗日分子绝不手软，用刺刀扎，放狼狗咬，村里人深更半夜还能听到他们惨叫。汉奸或伪军，都是周围村子的，以我们村为最多，总头也是我们村的，叫韩庆洲。其中有个小头叫李玉禄，是地下党员，他头脑灵活，能言善道，在日本人投降之前，除了韩庆洲，其余四十多名“同事”全部被他说服，据史料记载，是整个津浦铁路线上汉奸或伪军同时反正最多的一个据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在村菜园负责过一段，有个身材魁梧、说话幽默的老人就是当年跟着韩庆洲干的，我出于好奇，曾经问过他李玉禄的事情。他说李平时和大家一样吃喝拉撒，并无异常，当他后来亮明身份，大家都很吃惊。我问他你们后来为什么都听李的？他说当时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快不行了，谁不想给自己留个后路。我问韩庆洲怎么没有反正？他说韩固执地认为穷棒子永远当不了家，所以没跟着李玉禄走，但他也很义气，并没有出卖李玉禄。其实他早看出李不是善茬。尽管如此，韩后来还是被枪决了，这位老人还有另外几个跟着韩庆洲干过一官半职的，也都蹲过时间不等的大牢。李玉禄后来和我在泰安市文联工作时的同事、著名作家崔西明有很多交集，说起来也是缘分。
从“道房子”往南二百米，就是小汶河铁路大桥的北段，曾有一座日本人遗留的半截碉堡和一间岗楼式的平顶房子，后者估计是日本人食宿用的，我在小汶河南岸齐海联中上学的时候，路过那里经常进去看看。当时我有个吃国库粮的同学还专门用碉堡和平房做背景拍了张照片，如果他还保存着，应该是一张很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资料了。
小汶河一南一北两座大桥相距很近，都是由十几个铁路涵洞组成的。日本人占领这里时，只有西边那条铁路，所以比较容易防守，站在大桥北端碉堡里，整个小汶河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因为这种涵洞没有可攀援的东西，要破坏它们并不容易。听说曾经有十几个游击队员运来几大车柴草，晚上偷放在最南端那个涵洞下，点上火就跑了，但烧了一晚上，涵洞除了被熏黑外，毛皮不差。由此却引起日本人警惕，以后他们加强了巡逻，类似的事再没有发生。
年津浦（今京沪）铁路复（东）线开工，正在铁路西侧挖土方的堡头村村民无意间刨出了一批陶器碎片，经专家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并进行了抢救式挖掘，共揭露面积平方米，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座，陶窑一座，出土文物包括鼎、豆、壶、罐、杯、鬹、尊、盆、瓶、钵、盉、匝、盔、背壶等红、白、灰、黑色陶器，还有精美彩陶，以及石器、骨器、玉器和制作精细的象牙器等随葬品余件，另外还伴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堡头遗址的发掘，是山东及周围地区继龙山文化发现之后又一重大发现，填补了中国原始社会文化发展的序列，曾一度被称为“堡头类型”，后更名为“大汶口文化”。尽管后来在对岸也发现了相关遗存，但距今约四千至六千余年的“堡头类型”，一直被考古界认定为“大汶口文化”最典型、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因为修津浦铁路复线，“大汶口文化遗址”一举成名，但复线直到十几年后才正式通车。由于铁路近在咫尺，车流量大，那震耳欲聋的声音从早到晚接连不断，为了适应这种环境，村里人说话不自觉地就提高了分贝，久而久之，出门在外也都高门大嗓，以至于让外地人觉得堡头人说话都跟吵架似的。刚嫁到我们村的媳妇，往往很长时间都适应不了，她们说火车一来如排山倒海，风驰电掣，地动山摇，吓死人了。人当然不会吓死，而且她们渐渐地就适应了、习惯了，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声响还觉得少了一点什么，说话的音调也越来越高，最终和婆家人融为一体。
火车提速前，铁路对外是敞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溜达、戏耍。偶尔碰到个巡道工，也懒得管。那时的火车没有现在快，也没有现在稳，经常有人在路基两边拾到水果、焦炭，甚至成箱的农药。孩子们也经常把铁条放在铁轨上，等火车过去后，一把扁扁的小刀就诞生了。
正是因为谁都可以到铁路上去，也让一些寻短见的人钻了空子，他们认为往钢轨上一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痛苦，也不再有烦恼，而且铁路上多少还给家里一点丧葬费，这要比喝药、跳井、上吊合算多了，何乐不为？于是，卧轨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大家也不太把这当一回事。我有个同学就是在铁路上自杀的。他患上了忧郁症，一心求死，并且对卧轨自杀情有独钟，在几次尝试失败后，他最终还是趁夜深无人拦阻时如愿以偿。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现在路基两旁都拉上了铁丝网。
我还年轻的时候，村里人经常笑话外乡人少见多怪，说他们偶尔看到飞驰的火车，就想它爬着走还那么快，如果站起来跑不更快吗？其实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火车村里人是见过不少，但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坐过，于是就有了“在火车上只能坐着而不能站着更不能走着，站着走着很容易撂倒”的笑话。我十岁之前就坐过一次火车，是从磁窑到济南大姨家去，路过我们村，还看到一个同学在墙根撒尿，回来后我告诉他这件事，他还硬嘴铁舌不承认。
高中毕业第二年，我曾经跟着一个包工头往铁路上扛石子，目的是为了挣几个“外快”。运石子的拖拉机一到，就有人把一筐一筐的石子装满了，我们只负责往上扛。铁路护坡很高，又滑，肩膀上扛着几十斤的东西，必须小心再小心才不会跌倒，否则不但挣不到钱，还要把倒出来的石子一个个拾起来，然后再在别人鄙夷的笑声中扛上去。这个活我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炒了鱿鱼，记得后来用这二十多天的工钱买了一辆海燕牌自行车。这是我第一次和村西铁路直接打交道。
第二次是因为父亲。那时他已经半身不遂，但拐啊拐地还能走路，只是脑子有些糊涂，经常干点不着边际的事。有一天，我正在书店上班，突然进来两个铁路警察，一进门就问谁叫岩峰？我说我就是，并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是因为你父亲，他经常到铁路上拿道钉，废弃不用的也就罢了，正在施工的新道钉他也拿，并且都当废铁给卖了，你回家一定劝劝他。我知道劝也没用，除非把父亲锁在家里，或者用绳子拴住他，但我不能这样回答警察，就一边答应，一边代父亲道了几句歉。其实他们已经很给我面子了，始终没有说父亲是偷道钉，而是说“拿”。回家后我把那个“拿”道钉的批评了一顿，人家除了傻笑，什么也不回答，以后他“拿”没“拿”，我就不清楚了，反正警察没有再找我，也许他们知道找我也不管用。
这些年，铁路西边也建起许多民房，渐渐地形成一个村落，对内对外都叫“新村”，我在这里称“村西铁路”有点不准确了，但习惯成自然，我写的又都是过去的事，《村西铁路记》这个标题我就不做改动了。
年11月4日于梳洗河畔
岩峰，原名杨岩峰，泰山人。作家，诗人，编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千余篇（首），并多次获奖。“玫瑰系列”组诗曾在诗坛引起广泛好评，被誉为“玫瑰诗人”。出版有诗集《太阳泪》（三人集）《野玫瑰》《独对玫瑰》《八月的爱情》《咏叹》（二人集）《幻影》《挽歌》（长诗）和散文集《樱桃园》《隔膜》《在信仰的高原》等。作品被收入多种专集或年选。
壹点号尹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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