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的小说原著，其实与梁晓声创作于九十年代初的电视剧剧本《年轮》有着非常明显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叙事结构相似。
《人世间》从年写到年，但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侧重选择了几个时间段。
这种特点，在《年轮》中就已经形成。
《年轮》剧照
《年轮》大致分成文革前夕的学生时代、知青岁月、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九十年代初。
《人世间》的时间段，除了“学生时代”没有表现外，基本与《年轮》的时间段相吻合，只不过根据时间的递进，增加了一个年之后的时间段，可以称之为“新世纪”时间段。
《人世间》在重点表现的时间段之外，如同《年轮》一样，是通过“时间蛙跳”的方式略而不提的，这之间发生的事件进展，主要是借助回溯的笔调予以补充交待。
这种结构，梁晓声称之为“回形针”结构，早在《年轮》中就已经娴熟地予以了运用，现在在《人世间》里再一次锺事增华，添加了一段“新世纪”的时间线，便构成了《人世间》的叙事特点，也算是新翻杨柳枝，并没有什么讶怪之处。
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回形针”结构回避了流水账式的线性叙事，在时间跨度大的小说里，的确是一个救命稻草。《人世间》在作者写作20余年之后，再次启用《年轮》的写作结构，可以看出，梁晓声念念不忘当年在《年轮》中崭露头角的“回形针”结构，为年代剧类小说增添了一个更完整、更纵深的读本。
二是人物结构相似。
《年轮》里的一组知青人物，可以在《人世间》里见到对应的平移组成。
《年轮》中的吴振庆（电视剧拍摄之后叫刘振兴），回城后从事建筑行业，负责对旧城区的改造。这可以等同于《人世间》里秉义发起的对光字片的彻底改造的振兴大业。
《年轮》中的刘振兴
吴振庆凭借自己建造新区的近水楼台的优势，为当年的好友家庭，分到了新居。这如同《人世间》里的秉义帮助贫困街区的困难家庭，分到了满意的新房。
小说里的张萌，父亲是当年的区委书记，文革期间蒙难，这与《人世间》里的郝冬梅的人物设定完成相似。
刘振兴与张萌
张萌当年在知青点的时候，生下一女，名叫小玥，一直寄养的插队当地的人家，后来小女孩长成十八九岁，只身到城里寻找母亲，回到张萌的身边。
《年轮》中的小玥
这也与《人世间》里周蓉生下女儿，但一直不在身边，不是寄养在爷爷家，就是寄住在郝冬梅家如出一辙。
而且，有意思的是，张萌的女儿叫小玥，周蓉的女儿叫周玥（电视剧中叫冯玥），都不是省油的灯。在《年轮》中，小玥回城后，到处招惹是非，让张萌及她的知青朋友们苦不堪言。同样，在《人世间》的小说原著里，周玥也没有让周家安宁过。看样子，叫“玥”的女孩，都不是省心的主。
冯玥
这也反映出梁晓声对知青下一代的不信任与不看好的潜在心态。他把浓墨重彩的笔触放在了知青一代身上，而对他们的下一代却认为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年轮》与《人世间》里两个冠名为“玥”的女孩，出现同样的惹事生非、丢人现眼的状况，不应该是一种巧合。
当然电视剧里对冯玥的设定作了完全的改变，冯玥成为下一代肯定父辈们的价值观的一个发声窗口，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梁晓声在小说原著里，却对下一代很悲观，小说里有还有一通家族中的“智商周期”的宏论，认为“一个家族的智商，有休眠期、活跃期和高峰期，之后会再度进入休眠期”。幸好这一通理论，是放在小说里的“一点正经都没有”的蔡晓光嘴里，不至于引起较真的反弹，但这种与“龙生龙、凤生凤”一脉相承的“血统论”公然出现在小说里，多少也能解释梁晓声在小说里对下一代充满着不信任与不友好的定性原因。
龚维则
《人世间》里从民警一路当到公安局长的龚维则，在《年轮》中也有一个警察韩德宝基本呈现出对应状态。韩德宝在小说终结的年份，还是一个热心肠，最后因公殉职，如同早期的龚维则，对街道里的居民们也是有求必应，热心相助。只是人在不断的变化，龚维则在《年轮》结束的那个点，也就是九十年代初，绝对是好人，但是他还是晚节不保，未能平安落地。
《年轮》中的徐克与韩德宝
甚至《年轮》中的人物姓名，与《人世间》里的人名都很相似。
我们可以比照一下（前面是《年轮》中的人物，后面是《人世间》里的人物）：
郝梅——郝冬梅；
韩德宝——曹德宝；
小玥——周玥（冯玥）。
《年轮》中的棚户区
三是核心关键情节相似。
《人世间》里最核心的关键情节，都集中在郑娟身上。
以郑娟为原点，牵连到四个男人，分别是秉昆、骆士宾、涂志强、水自流。
而为了保证郑娟的纯洁性，梁晓声可谓是煞费苦心，将骆士宾与水自流设计成是一对同性恋，这样，便把这两个人撇除在与郑娟有染的男人之外。
而骆士宾则是通过强行的手段，侵凌了郑娟。
如此的设定之下，郑娟在感情上仍是纯净的，可以保证与秉昆之间的高纯度的情感，而郑娟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楠楠，则是一次无爱的碰撞的结果，这样，楠楠的存在，既保证了不影响郑娟的纯洁的人设，又可以牵连到下一代的故事链条。
《人世间》里的这个设定，可谓是严缝合榫，工于心计，用得着“增之一分嫌长，减之一分嫌短”来形容。
而郑娟的这一段串联起小说散点式情节的复杂关系，在《年轮》中已经初步显现，而且结构与《人世间》走出了同样的波段。
这就是郝梅的如同郑娟一样的悲剧性的前半生。
《年轮》中的郝梅插队到兵团，在年的时候，押运物资外出，路上其他知青有的生病，有的回家，只剩下一个上海知青陪同她，借机奸污了郝梅，致使郝梅怀孕，而那个男知青吓得跳井自杀了。
大返城之后，郝梅带着生下来的小女孩回到城里，而不幸的是，小女孩患上了骨癌，不治去世，留下刻骨的痛楚，一如《人世间》里的周楠之死。
后来郝梅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邻居，两个人结合后，生下了一个男孩。
我们可以大致看到，郑娟的情节线，与《年轮》中郝梅的人设极其相似。郑娟与郝梅这两个女性，都遭遇到侵凌，生下孩子，这个孩子后来都不幸离世。两个女性再婚后，均又生下一子。
《人世间》在《年轮》中的人物塑造较为粗略的基础上，把同时期的城里的姑娘郑娟的命运线，也按照插队知青郝梅的不幸波动而“走起”，郑娟被强奸，生下一个男孩，男孩成年后又去世，郑娟嫁给了好心的秉昆，生下一子。
这个核心的情节设置，无疑有很多好处，就是可以容纳不同的各色人等，融入到亲情、血缘关系交织的人物关系网中。
我们都知道希腊神话为什么能有一个纵横交错的神谱，就是因为各个神祇之间，都有着犬牙交错的血亲关系。而中国神谱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来？就是各个神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晓声为什么喜欢“侵凌生子”这样的设定，是因为这种模式，可以把一个女性与多个男人的冲突安装上“永动机”，有了这个核心情节引擎，故事情节就能够自行发动，自动运行了。
《年轮》中的郝梅的设定，侵犯主体的男知青，被处理成死了，情节动力，便被砍掉了一半。
而在《人世间》里，侵凌的主体骆士宾并没有立即死去，这样就自然地生发出争夺儿子的情节，有了这个情节，《人世间》的前半部，基本就可以如同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那样，晃晃悠悠地自行走下去了。之后，因为这个夺子的冲突而引发的暴力加码，导致骆士宾意外去世，秉昆做牢，情节的大开大阖也就水到渠成了。说实话，看着《人世间》里周家的波诡云谲的屡屡与苦难撞腰的人生境况，我们想想身边又有几个人能够遇到？
梁晓声通过技术性的核心情节的屡次运用，只是为了配置同样是在技术层面上需要的小说情节动力，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人物却成了这种技术性运作或者叫创作的牺牲品，小说的现实意义不得不在人造的波动的命运线面前，打了一个失真的折扣。
一旦碰到年代剧，从《年轮》到《人世间》，梁晓声撑起小说的主体框架与主脉线索，都必须靠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侵凌生子”这样的核心动力来完成，那么，给予我们的思考的是，这样的模式，能否成为一种百变不离其宗与放之五湖四海而皆准的模板，而通用到一盘散沙的素材提拎中呢？如果这样的话，这种技术性创作设置的介入，是否会打破文学的真实的对现实的反映与揭示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