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医学走到十九世纪的时候，西医治病的三大法宝已经沿用了上千年，它们看上去仍是那么简单和全能。那时伦敦皇家医学院发给病人的药方全是芦荟油、番泻剂等药物，它们的共同疗效是强力催泻。
除此之外，十九世纪西医药箱里最耀眼的工具，当数各式各样的划痕器、柳叶刀，这是他们包治百病的王牌疗法——放血。要想看一看那时西医三大治病法宝的施展过程，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在临死前的医疗遭遇无疑是一个全景式的展现。
01国王陛下临终前享受到的“全力救治”
年，55岁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生病了，为他治病的是由12位御医组成的医疗专家组。这群高级别专家对国王进行会诊后，制定了一套堪称人类医疗史上最残暴的治疗方案。
查理二世
可怜的查理二世被治疗至死的整个过程，被德国人尤格·布莱克写入了名叫《无效的医疗》的书中——
御医们首先施展的是放血疗法，这是一种在欧洲医疗界风靡千年的万能疗法，他们“在国王肩膀上拔罐，并实行划痕法，放出8盎司血液（约半斤血）……”
如果放血还需要悠着点的话，那么催吐、催泻和灌肠就完全是放开干了，御医们“给他喂下高浓度的锑催吐剂，可是国王只能喝下少部分”，于是他们又相当尽责地喂国王“喝下足量的硫酸锌以及强泻剂，再佐以一系列的灌肠”。
国王陛下被御医们的这两步走上一遍后，毫无悬念地就奄奄一息了，这唯一的好处是他无力不配合下一步惨绝人寰的终极医治。终极医治的整个操作过程，简直如同一个完美的小品剧本，御医们剃光国王的头发，然后在他头皮上均匀涂抹起疱剂，这是一种旨在引起身体中毒和糜烂的化学战剂。
但涂抹起疱剂还不足以体现御医们制造惊悚气氛的能力，他们紧接着“要来一块烧红的铁块进行烧灼术……”如果现场有观众的话，国王陛下这个真人道具将会为您带来视觉和嗅觉上的双重刺激。
然而这并不是为了赚取观众掌声的小品表演，而是欧洲医疗史上无比鲜活而真实的事件，它真切地发生在高贵的国王陛下身上。死亡的痛苦与可怕莫过于此了，原本只是得了轻度中风的查理国王，在一顿操作猛如虎的医治下，不得不拼尽最后一丝气息去做死前忏悔，然后永久地闭上了眼睛。
请记住，这个事件中没有丝毫的宫廷阴谋，国王陛下临终前享受到的就是欧洲医疗最全力的救治，人们都相信他的死是上帝的决定，12位竭尽全力的御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这并非是戏说，而同样是真实的历史。在放血疗法风靡欧洲的一千五百年间，无数被这种疗法终止呼吸的西方人，临终前的愿望都无一例外地是请求上帝的宽恕，而不是怨恨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治疗。
02欧洲放血疗法的一千五百年风靡史
西方医学从始至今已经先后出现了五种模式，分别是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放血疗法就是最初神灵主义医学的产物，治病在那个遥远时代里不叫治病而叫驱魔，放血就是那时的一种驱魔之法。
真正让放血被奉为“全能疗法”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另一个是古罗马时代的医学家克劳迪亚斯·盖伦。这两位都是西方自然哲学医学时代的统治性人物，希波克拉底生活在两千四百年前的古希腊时代，他创立的人体“四体液学说”使放血疗法终于有了道理可讲。
希波克拉底雕像
为什么中世纪欧洲的医生那么痴迷于放血、催吐、催泻和灌肠？了解一下希波克拉底的这个“四体液学说”，你就会发现其中的道理竟是那么简单粗暴。
“四体液学说”认为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黑胆汁、*胆汁组成，这四种体液的量如果不均衡就会使人生病。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一道送分题：怎样让不均衡的四种体液恢复到健康的均衡状态呢？
方法是显而易见的，血液多了就放血，胆汁多了就催吐，粘液多了就催泻、灌肠。而且操作过头后补救起来也相当方便，血放多了就再来一波催吐、催泻，泻过头了就放血、催吐走起来……总之，只要病人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能用这个排放法把他的四种体液排均衡。
所以，如果不了解这个天才的四体液均衡理论，你永远体会不到在中世纪欧洲当医生是一件多么枯燥的事情，你也永远体会不到在中世纪欧洲生病是一件多么悲惨的遭遇。
希波克拉底一念之间创立的“四体液学说”，让一千多年间的西方人遭老鼻子罪了，但我完全相信这绝不是他的本意，希波克拉底也算不上是积极的放血主义者，真正积极的人是古罗马时代的医学家克劳迪亚斯·盖伦。
这位仁兄在向希波克拉底抄作业时抄出了灵感，提出了贻害千年的“三灵气学说”和“血液运动学说”，这两个建立在错误认识基础上的错误学说，为他理直气壮地推行放血疗法提供了强大自信。
比如，对于女性的月经出血和男性的痔疮出血，克劳迪亚斯·盖伦认为这是自然机制以放血的方式帮助人体维持健康。他说自然机制希望以流血的方式排出有毒物质，但是在病人由于疾病虚弱而“无法将这样的运作达到一个结果时，就需要我们的帮助”，这个帮助就是人工放血。
放血疗法图表
为此，克劳迪亚斯·盖伦发扬劳模精神，加班加点地构建起一套放血疗法体系，这个体系由病理学、病因学、星象学、解剖学等多学科组成，整个疗法的核心要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多血症是万病之因，放血是万能疗法。
放血疗法由此被克劳迪亚斯·盖伦包装成普适性极好、可操作性极强的主流医疗手段，感冒发烧要放血，尾椎骨出问题也要放血，肝病放右臂静脉血，脾病放左臂静脉血……至于放多少，则是要放血放到病人的体温下降、脉搏减慢，才认为是达到了治疗效果。
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在放血疗法中不治身亡，据说他总共被放掉24盎司血（接近一斤半）。年，奥地利音乐学家莫扎特也在放血疗法中不治身亡，死因是失血性休克。同样在放血疗法中不治身亡的还有年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他的放血量达到了近mL（约五斤）……
总之是人在欧洲飘，早晚要挨刀，有时捉刀放血的是医师，有时则是理发师。
18世纪西医放血工具
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时代，欧洲理发师们的顶上功夫有了新的用武之地，那就是为病人操刀放血。如今理发馆门前的红蓝白三色旋转彩筒，就是历史上欧洲理发师投身人类医疗事业的光辉见证，红色代表动脉血，蓝色代表静脉血，白色代表止血纱布。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疑惑，克劳迪亚斯·盖伦的错误学说和荒谬疗法，为什么能统治欧洲达一千五百年间而未被推翻？其中的原因相当简单，这位仁兄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他的学说受到了西方宗教的欢迎。
于是，在欧洲封建教会长达千年的支持下，整个中世纪的欧洲都笼罩在克劳迪亚斯·盖伦放血疗法的统治之下，他在欧洲医学史上留下的阴影，持续占据着宗教信众们的全部心理面积，那一时期的西方医学被医史学家纽贝格评价为“已经退化到原始医学的时代”。
03放血疗法崩盘后西方医学的破产
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没有推而不倒的歪理谬说。
风靡欧洲一千多年的放血疗法，在十九世纪初陷入最后的疯狂。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几乎都把放血疗法视为守护健康的法宝。
甚至在很多人家，用于放血的器物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传家宝。许多人都有每年定期放几次血的习惯，他们在身体健康时主动放血，期盼以此防病于未然。十九世纪中期的费城医生格罗斯回忆说：“我记得这是35岁前的一种习俗，春天一到，许许多多的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都到医生那里要求放血。”
除了刀割放血法，水蛭放血法则是更高级的放血享受了。水蛭吸血吸饱即止，安全无痛苦，堪称居家旅行必备良宠。活水蛭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药剂房是明星产品，那时候西欧的水蛭几乎被捕捉殆尽，其广受欢迎和猛烈风靡的程度超乎想象。
物极必反的道理大抵如此，欧洲苦放血疗法久矣的反抗者，就在这时向它发起致命的攻击。
19世纪上半叶，面对霍乱、瘟疫、流感等传染病在欧洲的流行，放血疗法毫无悬疑地没有表现出身为万能疗法的疗效担当，反倒是很多患者在被放血后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很难不引起人们对这一疗法的不满。
随后，相继有人用对照实验的残酷结果证明：放血最显著的疗效是增加病人的死亡率。
先是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英国医生，他将名患病的士兵平均分成三组，只对其中一组采取放血治疗。治疗的结果是放血组死亡35人，不放血的另外两组分别死亡2人和4人。
接着在年，在结束了对名病人历时7年的观察后，法国医生皮埃尔·路易公开了他的结论：放血疗法对治疗肺炎和发热性疾病完全无效，并且在用于治疗多种疾病时都会明显增加病人的死亡率。
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引起了当时西方医疗界的剧烈颤抖。要知道，西方医学在克劳迪亚斯·盖伦学说长达千年的统治下，放血、催吐、催泻这些屈指可数的治疗手段，几乎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
所以，一旦放血疗法被颠覆和推翻，那么当时的西方医疗恐怕连底裤都保不住。
路易斯·巴斯德
但这样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在细菌学研究上的成就，直接刨了放血疗法的祖坟。因为巴斯德发现许多疾病的病因是由于细菌感染，而不是特喵的狗屁体液失衡！
这是一个让当时西方无数医生和患者在风中凌乱的残酷现实。曾经咬牙割下去的刀，到头来被证明有害无益！全都穿帮了，祖祖辈辈认认真真流的血、呕的吐、拉的稀，全特喵的成了狗屁理论的搞笑表演！
没有经历，就谈不上体会。如果将来有人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们或许能由己及人地一窥彼时西方人们内心的崩溃体验。
04西方医学破产与转变的历史镜鉴
铁打的病人，流水的学说。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这就是年前西方医学界真实上演的戏码。
十九世纪是西方医学的终章，也是西方医学的起点，从一穷二白到一统世界，西方医学对工业科技的搭车如同一场改朝换代的历史大戏。
身处戏中的西医们，除了目送希波克拉底、克劳迪亚斯·盖伦的学说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和应用细胞病理学、微生物病原学、免疫学等等新兴科技成果，然后拿起不必丢弃的柳叶刀，越过表皮血管深入内脏器官，在医治生命的神圣之路上重新出发。
不可否认，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毫无疑问地开启了人类医疗史上的新篇章。但不能忘记的是，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克劳迪亚斯·盖伦的“血液运动学说”，也曾让曾经的人们对医疗有过一种豁然开朗的错觉，他们学说的错陋与荒谬甚至在两千年间都未被推倒。
现代医学从微观入手开发药物，从分子水平直接干涉人体生理和代谢的做法，所体现出的强大科学化、精确化水准，使今人对它的推崇不亚于过去西人对放血疗法的痴迷。
是的，时代已经大不同，希波克拉底、放血疗法的时代，怎么能跟今天这样一个科技大爆发的时代相比呢？然而，时间滚滚向前的脚步并不会为这个时代而停留，人类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将无法逃过百年之后、千年之后的检验。
如果说现代医学已经有什么弊端的话，显而易见的是实验室至上、技术至上、仪器至上的泛滥，一如那个放血疗法至上的时代。实验室医学越来越代替临床实践医学，学术越来越代替医术，仪器越来越多，人文关怀越来越少。
英国诗人约翰·邓恩曾诗中写道：“疾病是最大的不幸，而疾病中最大的不幸是孤独。”在设备仪器充当医疗主力的这个时代，病人的倾诉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仪器能检查一切。相应地，医生的倾听也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治疗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仪器检查结果。
仪器越忙碌，人类越孤独。病人想说而不得，医生想听而不能，医生与病人感受着同样的孤独，时间不是花在了彼此的交流上，而是花在了迎接仪器、迎接检验、迎接结果的等待、等待和等待上了……
最后，我很想说一句话：如果真有机器统治地球的那一天，这一天会不会是从医疗领域开始的？
主要参考资料：《中外医学发展史》（胡红一），《剑桥医学史》（罗伊·波特），《西方医学简史回顾及其哲学思考》（李文辉，刘颖），《盖伦放血疗法研究》（柳雨），《国外放血疗法历史探讨》（杨杰科，焦立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