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蚀病 http://m.39.net/pf/a_4342801.html 原创葛承雍丝路遗产
一
产生在欧亚大陆交汇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向西传播到达亚美尼亚等国，向东传播经过中亚进入中国，创名祆教。但是，祆教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零零散散，隐晦不明，仅仅依靠史籍记载显然并不能重构一部完整的祆教入华史，也不能梳理出一部清晰的祆教东传史，当代学者对祆教的研究又比较零碎，很多人陌生迷茫不知祆教为何种宗教，更不知起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如何演变为中国的祆教，甚至将“祆教”称为“袄教”“妖教”。然而，琐罗亚斯德教的“永不熄灭的圣火”，在中国作为“拜火教”供信徒膜拜，则是影响久远。
日本学者伊藤义教曾研究过祆教在日本的东传，不过我认为留存的文化符号是否能与祆教挂钩，还值得进一步考虑。“密特拉”信仰这种来自伊朗的波斯古宗教，是否与祆教关联，以及“苏鲁支”的本相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国祆教属于间接文化传播，早已融入中亚的因素，远非波斯正宗之底色。
《唐会要》卷四七《毁佛寺制》记载，“会昌法难”时朝廷“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唐代应该有一个祆教的祭司僧团群体。但是，中唐以后史家对“外国之教”抱有排斥贬责的偏见，记载往往过于简单，明清官府又大力禁止祆教遗痕留存，因而进一步造成许多未解谜团，始终给人一种云遮雾罩的感觉。
汉文献对祆教穆护的记载，无疑反映的是南北朝隋唐时代汉人对中亚粟特地区祆教祭司的认识，而且因为地处汉地的外来移民复杂多变，穆护又兼事司法、行*管理等其他职能，所以穆护的考辨就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唐代宗大历八年（），关中曾发生祆教徒作乱造反之事，《陈守礼墓志》记载：“祆贼海藏徒伴二百余人，恣为幻化，煽惑闾阎。承制追捕，罔有遗逸，京邑清”。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名为海藏的祆教徒是否为穆护，但他能召集教徒结伴二百多人，用祆教惯用的幻术煽动民众起事，绝不是一般的祆教徒而已。墓志志主陈守礼曾扈从唐肃宗赴灵武，后作为使者出使回纥请搬救兵，“得回纥五千帐赴难”，后又随同李光弼等平定朱泚叛乱，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这方墓志不仅可补史书失载之阙，更可看出遗失的祆教活动记录。
图一，河北正定出土所谓祆教陶模，应为胡人捧珊瑚宝盆献佛
以前我们了解的祆教，主要集中在中亚、新疆、敦煌等粟特人传统活动之地，但是随着近年来考古的新发现，墓葬石棺文物不断出土，祆教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甘肃等地渐渐露出端倪，并从中亚粟特诸国延伸出与突厥汗国、萨珊波斯帝国以及邻近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各地陆续报导祆教遗迹被发现的新信息，吐鲁番鄯善县的吐峪沟出土文书，河南延津出土宋代祆神庙石幢，河北正定佛寺遗址出土所谓祆教陶模（图一），等等。还有处在争议之中的陕西定边统万城胡人礼拜壁画。尽管新信息不断涌现，是圣火崇拜还是一般拜火，还需认真甄别。陈凌曾列出各地祆教相关遗存，由此可知中古时代祆教等多宗教的分布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图二，撒马尔罕6-7世纪祆教纳骨瓮
但是，笔者考察中亚粟特地区时注意到，伊朗、中亚都没有石椁与石棺床，祆教拜火的内容仅仅是在汉地，石棺无论是庑殿顶还是歇山顶，以及石棺床的阙门，都是汉地中原传统形式，什么等级的人用石棺床，什么人用石槨，至今未明，所以用石构建筑形式表现的祆教艺术来源令人思索。可是，祭祀拜火坛明确是外来波斯式的，特别是火坛两边的祭司，带有保持清洁的口罩，无疑都是典型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举行仪式形象。中亚考古显示的纳骨瓮虽然是陶制的，但是戴口罩的祭司手持长柄火夹或播火棒的形象历历在目（图二）。
图三，乌兹别克艺术研究院考古所藏祆教纳骨瓮
图四，乌兹别克考古所展品
图五，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祆教纳骨瓮
图六，乌兹别克塔什干国家博物馆陈列品
图七，塔什干国家博物馆祆教纳骨瓮
图八，乌兹别克历史博物馆陈列6-7世纪祆教埋葬的结构
进一步探讨的是，祆教祭司人首鹰身怎么在波斯被吸收后又传入中国，我们曾观察亚述有这类人首鹰身造型，后来希腊陶罐上也曾绘制人面灵鸟，但这种被称为“鸟人图腾”的西亚文化如何传入伊朗、中亚以及中国，中间的链节带是中断的不彰显，留下许多中国学者不解之谜。令人惊喜的是，随着我们与中亚各国文化交流的研究越来越密切，中亚的祆教文化流行状况也越来越清晰，笔者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科学院考古所和各类博物馆中看到了许多祆教纳骨瓮，陶制的纳骨瓮上不仅有戴口罩的穆护形象，而且有种种拜火坛的艺术造型（图三～图八），当地专家明确介绍说纳骨瓮也有等级之分。大量的纳骨瓮出现在乌兹别克、塔吉克等中亚五国以及新疆一些地区墓葬中，说明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拜火的祆教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切实存在，尤其是被阿拉伯帝国入侵后烧毁发黑的祆教艺术木雕，给我们留下深刻影响，即使不是石刻载体，但圣火主题与雕刻艺术没有脱离祆教表现，最近撒马尔罕东南卡费尔卡拉（kafirkala）遗址考古出土的炭化木板复原画（图九、图十），又从文物来源角度为我们追寻祆教艺术的来源提供了一件可靠的证据。
图九，乌兹别克与日本合作发掘卡菲尔卡拉城堡遗址（年祆教女神娜娜雕像）之一
此前学术界曾推测北朝入华粟特人墓葬艺术中随处可见的祆教人鸟祭司形象，可能源自佛教人面圣鸟迦陵频伽鸟，甚至将迦陵频伽鸟定为妙音鸟——佛教中的乐舞之神。年夏天，法国考古队在咸海南部的花剌子模州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的人鸟祭司形象，从而说明远比佛教要早。考古新发现随时都在挑战原有的旧观念，我们不仅要从印度佛教传播中国的角度考虑胡汉交融的北朝文化，更要从伊朗人琐罗亚斯德教、粟特人拜火教和进入中国后祆教的角度考虑粟特人墓葬艺术。
图十，乌兹别克考古所与日本合作发掘卡菲尔卡拉城堡遗址（年祆教女神娜娜雕像）
二
《北周史君墓》作为一部有典型意义的考古报告出版后，受到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