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家看白癜风好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90930/09073071708.shtml 原创小苏三明治收录于话题#短故事学院个
年轻时候，我们总迫切寻找价值与意义，到最遥远的地方，用尽全力偏离现实。这本身无可厚非，只是疏于经验，我们有时低估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正如本文作者小苏，她抱着为“社会作贡献”的理想到云南支教，并写下了失望挫败而归的经历。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给小苏掌声，因为她去尝试了，体验了，就算选择错了，那也完全没问题。倘若一切顺风顺水，那又如何得知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文
小苏
编辑
童言
“你看见了什么？”
“……星星，还有大海，感觉我躺在里面，和它们连在了一起……”我想到了母校边上，陪我日夜的深邃沉默的大海。
“看呀，小苏，你心里是很广阔的。”温柔的女声，此刻却像刮骨的刀片，让我的脆弱汩汩流血。我忍着久哭而造成的呼吸疼痛，费力地应声。和心理咨询师刘医生约好了下周再聊第二次，我勉强笑了笑，哽咽着挂断了视频。
彼时的我二十二岁，在云南保山一所乡中心小学的教师宿舍里。年5月，支教的第一年还有近两个月结束。我瘫软在床边，眼角偶尔瞥向窗外。周五下午，学生放学，老师也陆续回家。“克我家吃饭！”熟悉洪亮的云南方言传入耳里，也许是杨老师或张老师。没事，这是二楼，我能听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
疲累地闭上眼，我任由失控的抽泣快要冲破胸口，大口呼吸着，忍着不叫出声。
01
年12月的某天夜里，平时很少联系父母的我，破天荒打了电话。
“妈妈，我最近不是很好。你不要和爸爸说我不好。唉，我感觉自己数学教得不好。”
“嘿嘿，”她沉沉的嗓音给人一丝安稳感，“你第一次当老师，教不好再正常不过，这有什么。”
这样的回答我已听了许多次。草草说了“下次再聊”，我烦躁地挂掉电话，躺在铺满泡沫垫的地上，想到当初来云南的那股冲动。
我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系考古，不是因为我多喜欢古物。与其说选专业，倒不如说是为了目标学校的妥协选择。常年扎在题海里的中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只有对“不喜欢”的抵触。虽然考古课内容琐碎沉闷，但大三上学期的实习令我难忘。我们在武夷山市附近的村落展开发掘工作，每日踩着解放鞋下地，手里的小平铲经过两个月的刮挑被磨得锋利。我喜欢稻田泥土、草帽、风和太阳。
大三下学期，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国事宜，被爸爸推着申请留学，而我依旧惶惶不定。心里存着对踏上某种既定轨道的挣扎，大四寒假和父母激烈争吵后，我又只身跑到斯里兰卡做了一个月余的癌症宣传志愿者。在那里，我大多沉浸在热情、善良、理想和自由的感动与自我感动中。
回国后，我感到自己与现实割裂。每个人都只在意自己的生活，对世界毫不关心；身边的同学都在讨论工作、读研或留学，那种未来却让我觉得遥不可及。陆续又收到来自美国高校的拒信，我自知对考古不上心，不清楚专业方向，没有研究经历，他们也许估摸出我是心虚的。
二十一岁，但没有什么真的能点燃我，除了虚无缥缈的自由和对遥远的人的关怀。现在的我觉得诧异的是，那时的我真的相信，人能无拘无束地自由活着，人也能大爱无私地全然奉献自己。
后来我找到了人类学这个专业。北美体系的人类学囊括生物、考古、文化、语言四类，但英属体系里人类学基本指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关联但方法论不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吸引了我，确切地说，我想做的，通过亲身经历形成对某种文化的深刻理解的想法，与社会人类学不谋而合。
在我了解这个专业并转而申请此方向的同时，3月的某天下午，我在校园里看见一家公益组织招募支教项目老师的海报。这是与当地政府合作的项目，通过面试的人在经过五周的教师培训后，将被分配到云南、广西、甘肃、广东四个项目地，进行为期两年的支教工作。
我不觉得二十出头的两年青春有什么不值得“浪费”的，或者说，这是“为社会做贡献”。彼时我刚完成一场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愉快面试。而去乡村支教，不就是一次田野调查的难得机会？于是我放弃了港中文的录取，决心奔赴支教战场，心里还略为这种“牺牲”沾沾自喜。
鼓足“不论如何我都要去”的战意，做好了和爸爸吵架的心理准备。但这次他没有与我过多争论。他说，人得自己先有能力，才能帮助他人；他也说，这会是一次磨砺。他也许考虑到支教是考公务员的加分项，也许知道我这不踏实的个性总需要经历些什么。
我凭着冲动把自己抛给未知，因为对未来没有期许。我渴望让自己融入某种不真实的宏大叙述里，而它的底色是孤独、迷茫，和未经生活的轻浮。
02
年7月15日，两百多名新项目老师们到云南的一所中学报道。之后是六天的密集培训，教师培训被称作暑期学院，除了教会我老师的基本素养，它让这群天真的新老师们建立近乎战友般的友谊甚至爱情，并互相激发出对教学的最大热度。“以学生为中心”是培训期的最高频短语，小到课时教学目标，大到学期计划，开头必以“StudentWillBeAbleTo”起，缩写SWBAT。写了几千次SWBAT，我曾一度觉得这五个字母会永远追随我，直到进入坟墓。
每天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九点十几个小时，内容包含教学理念、价值观、教学计划、课堂步骤、教案写作、教师仪态和规范、课堂管理、语数外课标、学生激励、支教心态、当地文化等。授课团队主要由以前的优秀项目老师、现在的项目工作人员组建，新老师们被分成十几个小组，由第一年支教刚结束或已经毕业的项目老师带队。
一个月的无间歇学习不仅提供了知识，我们也因这种高强度而有了整装待发的感觉，仿佛脱胎换骨，摇身一变就成了老师，接下来，无论什么困境，我们都能坚定地走完这支教的两年。
我和龙哥被分到保山市的一所乡中心小学，至少在未来一年里，他将是我同甘共苦的队友。龙哥谈吐间有四川风味的不正经特色，同为老乡的我倍感亲切，我们的交流也自然顺畅，所以很快熟络起来。
培训结束后，项目老师们乘大巴去云南不同地区。临别前，每个人写下“致两年后的自己”的信。朋友们互相拥抱，互相祝福。云南交通不便，此一别，许多人都难在短时间内再见。我当时心系一位分到临沧的老师，给他写了道别信，信上写：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希望活下去的。世事难料，唯愿你积极地向未知走去。如今再看这封信，我想这也是给自己的寄语。
我们从市里前往中心小学所在的乡，是由乡中心校办公室杨校长接送的。他驱车来保山市，将我和龙哥载回学校，车程约三个小时。杨校长是乡里所有中小学的管理者，看上去很和善，途径昌宁时，还带我们喝茶，吃烤全羊。抵达中心小学后，张校长接待了我们。
张校长是中心小学的校长。年纪与我父亲相当，女儿读高二，老婆和我们的前辈项目老师搭班。四季都是白色衬衫和灰色西装裤，黑色皮鞋，白色衬得皮肤越发黑红，是长期日晒形成的肤色。平头，花白，一副沉重的眼镜。开始叫我“苏老师”，也许是我个子小加上娃娃脸，他后来改口“小苏苏”。我初时回以局促一笑，听着只觉肉麻，但也渐渐习惯。
他们吃饭离不开酒。当地以本土酿造的粮食酒闻名，28度，也有54度的精品。初来一个月便参加了不少酒局，被校领导邀请吃饭尤其令我感到不适，但本着“融入当地”“与校方建立良好关系”的出发点，我也从未拒绝过。这种酒不似我尝过的米酒那般清爽，它是奇怪的酒精与粮食混杂的呛人味，也许发酵得不太好，令人反胃。我总如吞药般直直咽下，不给舌头细细品尝的机会。
酒杯一旦举起，就难放下了，他们会记得，这个女孩是能喝酒的。幸好他们不太为难我，可能是我看着柔弱，只是之后每次都会劝我举杯。张校长说，看不出来，小苏苏这么娇小，喝酒却很豪气。
这也成为后来他们常调侃我的话。
每周周末，我也偶尔被当地老师载着到山里玩。我总认真地看他们用酒盖做勺，玩扑克，把酒倒进杯子里；看学生家屋檐上风干的腊肉和鱼；看黑黑的生核桃被我用竹杆打到地上砸出的坑；看沿途的崇山峻岭，山里藏了多少我的学生；看带血的猪皮被火烤得焦黑，生的猪肉蘸了辣子后被吞下肚。我想，这些都是当地文化，能让我和老师们变得更亲近。
然而浓重的保山口音嗡嗡在耳边作响，我努力辨认，也只拆分得出寥寥数词；他们互相的谈笑就像一道透明屏障，将我隔开。
03
我没想过自己会教数学，因为培训科目是语文。但当课表上令我略为震撼的二十三个课时中，反复出现十来个“数学”，我一时不知该为排满的课，还是排错的课感到慌张。
龙哥从旁说，“没事，小学嘛，你都可以的。”
我看了看他的课表。好家伙，课比我还多，但他教语文。
我小声问他：“你不觉得也许我们该换一换？”
“我课更多，你想换我没有意见。”五年后他告诉我，他那时本来就想教语文。
我犹豫了，心里盘算着差别。那会，我与将要搭班的五年级一班班主任芳姐打过几次扑克，她只长我七岁，胖胖的脸笑起来显得憨厚。如果和龙哥换课，我就会和五班的数学班主任罗老师搭班。偷眼看他的酒肚，他说话时飞出的唾沫星子，我有点担心。几次想提出调课，但听说四十多个老师的课都不比我少。那年，中心小学共有四五百名学生，三十几个班，地区正实行“集中办学”，乡里各村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被聚在中心小学。前辈老师也劝我，刚来最好听学校安排。我为了不添麻烦，最后还是作罢。
于是，我和龙哥各占了一个五年级的“坑”。在对教学内容近乎无知的情况下，我开始仓促地授课，每天赶鸭上架般去教室上课，临时抱佛脚地熟悉课本和课标，制定学期计划和激励计划，按照培训时的逻辑写教案。不止数学，音乐、英语、美术、劳技，这些所谓的副科也在授课范围内。第一学期的许多夜里，我都迷迷糊糊地在电脑旁睡着，又突然惊醒，发现宿舍忘了关灯。
渐渐地，我的教案变得简略了，不再计划到每一分钟。固然是对课本更为熟悉，但我的时间更多放在了改不完的作业和应付检查上。每月例行检查作业批改次数和手写教案数量，而我习惯用电脑工作，每次少不了要誊抄，太详细的教案，本子一页也写不下。班上四十三名学生，学生有课本、练习册、练习本三本作业，每次批改要检查是否有勾叉、日期、改错。我常常忘记写日期，都是临检查前一天熬夜补，写到手指发麻。
我也问过班主任芳姐怎么做。原来她不是每节副科都上，特别在临近考试周时，“偶尔上一次给学生休息”，而且也想不出许多上课的花样。她在课间或学生自习的时候写教案。原来给老师们排的副科只是作为主科语文或数学的补充，只是留给学生写作业的时间，只是形式。
前两个月我还挺固执的。一是认为既然在教室，时间就应该留给学生，无论是批改作业，还是和他们交流，观察他们；二是认为副科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的时间被挤压得可怜，也没有心思像别的支教老师那样，为学生们申请支教机构合作的课外项目，所以至少得上好副科。这导致我的课余负担变得更重。
后来，我却开始不自觉地依样画葫芦，偶尔在其他课让学生做题，有空就赶教案。我也偷过懒，草草准备后就去上课。我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在失守，被疲劳、不适应和难以言喻的无力和自责拖着，慢慢变得沉重。
04
每次考后的教师会议上，教务主任会公开念出每班的语文数学成绩。所有老师坐在桌前，像学生一样屏住呼吸听着，我觉得好笑又莫名不安。五年级公布结束，我带的五年级一班的数学是最后一名。我完全不觉得惊讶，眼睛盯住桌前的鼠标，感觉要烧出一个洞。
散会后，和芳姐走出会议室，她主动安慰我，第一次教数学，没什么，接着又发狠地开始数落班里几个不争气的学生，说回头好好教训他们，比如李玉什。李玉什是众人习以为常的班级最后一名，污脏的外套，嘴唇上方鼻水干涸的灰痕，小眼睛老是怯怯地游移。也许是握力太差，他写的数字难以辨认，何况做好算术。我朝她挥挥手示意自己没事，一言不发地回到宿舍。
我拼命对自己说，数学教不好是正常的，教好了才是奇迹；班里也有不少好学生，有些学生总不能罚他们抄很多遍题，这不是对的教法；我对学生不够严厉，但对他们吼叫更是错；成绩代表什么，没有思维方式就只会套公式……
心里却滋生出某种耻辱感。我仿佛回到十二岁的某次期中考试，觉得班级十三名很厉害，得意地回家，却被爸爸训斥“你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以为从高考解放后，自己对排名早已无所谓了。
可我竟然既恨它，又在意它。
不过，我至少还喜欢和学生在一起，虽然有时面对四十三个孩子，我会显得狼狈。
第一次正式上课，我的身体就像在寒风中立了一宿，僵硬地走上讲台，面对密密麻麻好奇的眼睛，一开始说不出话。从未在教室里见过这么多学生。坐在后排的，不太看得清脸。龙哥常开玩笑说，我站在五年级学生堆里完全不违和。
故作镇定地喊“上课”，班长喊“起立”，他们齐齐地站起身，鞠躬九十度喊“老师好”，所有声音加起来仿佛能掀开天花板，我略感震撼。课堂磕磕绊绊地按照计划进行，每位同学做自我介绍，我强调课堂常规，告诉他们我的期望：会合作，会反思，会表达。我记下每个人的爱好和特点，希望自己能在几天内叫出所有名字。
有关学生的事我能绵绵不绝一直说。地区项目老师们每隔一段时间会聚在一起，开口闭口总是学生，我们笑称自己的学生就是“心头肉”。如今已过去五年，我虽再叫不出所有名字，每张脸却刻在脑子里。
我发过脾气，甚至在讲台上哭过。我曾骂他们不听话，考不出好成绩，把对学校的不满、对自己的不满发泄在他们身上。他们表现出沉默知错的样子，可我知道错来错去都不在他们。事后我安慰自己，我的脾气远不如当地老师，我的嗓门没他们大。我不动手，也不体罚。
从什么时候起，我竟然凡事都要与他们做比较了呢？我的愤怒呢？可我从头到尾将不甘的情绪吞进了内心，我融入当地，不断妥协和接受，对一切不合理都视而不见。
我不敢，我觉得没用。
05
一天早上，数学课。
我抬表看了一眼，还有十分钟下课。五十几个乌黑黑的头挤满了教室，我的面部如往常一般绷得僵硬。到第二学期，我为了保持威严，几乎没有在教室里笑过。
五年级一班里，四十三个学生比平时坐得直，眉头都微微皱起，眼睛瞪得大。后面十余位老师沉沉地压在他们头上，也压在我头上。靠近教室后门，张校长挂着一贯的微笑，眼镜遮住了他的眼神。
“哪位同学能来总结一下长方体表面积的三个公式？”
十几位同学都举了手。我暗自叹了声：还算够义气。这次听评课的老师非常多，学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齐声回答十分响亮，也积极参与讨论。
最后没来得及完成课堂练习，下课铃响了。
那一阵子，五年级老师们每周会去某个教室听课，“提高教学质量”。当然不是突袭，听评课都有排班。我们各自提着凳子到窄小的值周室。蓝布窗帘拉着，将余热的阳光散到水泥地和铁制档案柜上。老师围坐一圈，周身被盖了灰蓝色的阴霾。
我不太记得别的老师说什么了，大致是好坏均沾，也照例打哈哈。但张校长的话令我记忆犹新。他笑着，用带蹩脚的普通话说：“苏老师你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啊，我们这里的学生——按照你那样给他们讲公式，他们很多人是不懂的，他们理解不了。数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做题，要反复做，要把那个公式背得死死的，这样题才能做出来。我们现在抓的是成绩！你这种教法估计适合给大学生上哈……”
我缩在角落，一字不落地听他铿锵有力地说，声音颇有些震耳欲聋。我瞥见他嘴角上勾，有些得意。
我想到不久前，班里的张乐被通告偷女生内裤，被张校长用力拎着领子拽到了国旗下的演讲台，在全校师生面前斥责他，说不能变成一个强奸犯。我私下问他怎么回事，他呆呆地说是被别的男生诬陷。我始终不知道真假，只能说这件事不管是谁，确实不对，但又告诉他，不要把庄校长的话太当一回事。我想起初到乡里，第一次和校领导吃饭，那令人作呕的粮食酒的味道。我想起张校长总亲切地叫我“小苏苏”，要我和他干杯。
我盯着腿上的评课本，不是太看得进上面的字；拇指和食指慢慢揪紧了本子的一角，指尖显出无血色的白。我开始暗自深呼吸，想把从胃泛起的那一点抽搐压下去，但从胸口漫开的堵塞又与它相互应和。
罗老师接话了。他似乎想理解我的做法，说了些体谅话。我听着那模棱两可的体谅，胸口堵塞的气逐渐开始上涌，它终于爬升到眼眶，一滴滴在评课本上绽开花，形成水渍。但我不敢抬头。
多丢脸呀。
泪水逐渐不受控地浸泡了大脑，我渐渐听不清罗老师在说什么。我拼命控制自己不抽鼻子，忍住不发出声，不停吞咽。我其实很擅长这么做。
“苏老师教的是过程与方法，”龙哥的声音传到了我耳朵里，“公式在做题上是知识与技能，但过程与方法还是有必要让学生去思考的，只是苏老师可能没有把握好时间，但我觉得这点她没做错。”
别说了。
我抬手试图擦掉一些脸上的水，没忍住抽了一声。
“哎呀，小苏苏怎么哭了？不是说你教得不好。”
我没有回答，只说了句，“不好意思。”
老师们纷纷说了些安慰的话，可我此刻只想钻到地里去。芳姐从旁给我递了些纸。
“对不起。”
我无法抑制眼泪，边擦边走出了值周室，泪水糊满了眼镜。路过学生宿舍，视线里似乎出现了学生打扫的身影。
“苏老师你怎么了？”“苏老师怎么了……”我听见班上女生的声音，好像向我跑来，又在近处顿住。
我逃似的快步走去无人的操场。洁净的蓝天下，只剩余晖照拂我。
06
从4月开始，遇到别的老师，我都会绕道走，避免与他们打招呼。我也逐渐不再在课间操集会上露面了。
我老觉得他们目光闪烁，看我时意味不明。以往，戴高度墨镜的刘老师看见我，会笑眯眯地喊“苏老师”，特别的云南腔调往上一扬，头发潇洒一甩，又开起什么玩笑，和和乐乐。他是五年级四班的数学老师，班里平均成绩大致比我前一名。
现在他和别的五年级数学老师站在一起，三个人在操场空地，谈论数学。也许是数学。其实我只是远远望着。我只是揣测。
我见他们围成小小的圈。罗老师挺着突出的肚子，衬衫扣子解开两颗，隐约能见胸毛，大嗓门和偶尔溅出的唾液仿佛还飞到我脸上。正笑着，他们似乎突然看见我远远站在教室宿舍空地与学校操场间的小廊桥上。廊桥灰白透亮的水泥色，是学生反复清扫的成果。刘老师的墨镜在阳光下闪了闪光，罗老师说着话，眼神顿在我这，又转回他们身上。
课间操开始了。他们背过身，守在各自班级后排，不再能看见脸。大调朝气的音乐在操场间荡出了回音，就像山谷，而山谷与桥之间是我好像踏不过去的悬崖。
我捏了捏拳，脚趾不听使唤地往前伸了伸，还是转身走回了宿舍。即使张校长响彻云霄的严厉训告多次要求所有老师，集会时须出面，不准窝在家里；但我是支教老师，严格来说，他们拿我们没办法。
回想起来，我也分不清他们看我时的意味不明，到底是我混杂的情绪招致的幻觉，还是真的发生过的场景。
那时越发僵硬、笔直地走教室与宿舍的两点一线，不愿去办公室坐班，也不参加课间操集会。不想在意成绩，又渐渐增多学生的数学做题时间，每次教师例会挨个念科目平均成绩，我默默算着与前一名的分数差距，反复看谁又“拖了后腿”，谁“颇有贡献”，思考应对办法。
另一方面，我还死守着只差被正式宣告“取消”的副科。我比上学期投入更多时间，教孩子Phonics自然拼读，柯尔文手势，节奏与音高，流行歌曲，写生，橡皮泥，雕刻粉笔，排演音乐剧……张校长的花白平头偶尔出现在靠教室后门的窗台旁，磨砂玻璃窗显出他的瘦长影子，停留一会儿。
有时他踮脚探头，眼睛碰上我的。我匆匆避开，心猛地一跳，像突然沉了一半在黑水里。
07
由于县教育局的要求，学校的风声变得紧张，教案数量、听评课数量、作业批改次数虽然在以前就有指标，但教务主任最近不放水了。某次晚自习后，张校长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从三年级起，每个班级的晚自习将延长四十五分钟，九点半再休息。听到这个消息，荒唐感却只让我喉头发痒。
校长话音刚落，一位三年级的数学老师突然站起身，喷出许多我待了快一年也听不懂的方言，实打实地在四面墙上来回碰撞，那是愤怒。张校长一时愣住，左手伸出指着他，却说不出话。那位老师骂骂咧咧地拿起保温瓶，披着褐色外套就向门口走去，离开时，门扇狠狠撞上门槛，撞散了张校长的呼喊。听说那位老师喝多了。
散会后，我慢步走到教师宿舍门口。他们轻声地议论着醉酒老师的举动，略为惊讶又面带奇怪的笑，说到新政策时连连摇头，但没有什么结论。我对芳姐说，难道学校不顾小学生作息规定？她只叹了气道，没办法。
老师都陆续回了宿舍。我站在空地里，间或有静谧的蛐蛐声，抬头就能看见天蝎星座。那晚是晴夜，星星正骄傲地发着光。
之后不久的月度例会上，我和龙哥被副校长点名批评。
“这次，为了让大家严肃对待批改作业的事情，凡是作业批改次数不够的老师，请在今天上交一份检讨书，表明你们知道检查的严重性，还有以后要怎么改正。下面这些老师，这个月的英语批改次数不足六次，要补上来。”
“苏老师，许老师……”
我和龙哥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方，似乎都呆住了，看到彼此的反应，又忍不住抬了抬嘴角。他对我做了个骂人的口型。
会议结束后，我们还坐在原位。
“从小到大我都是乖学生，好像还没写过检讨。”我憋出一句话，“这次的形式主义居然搞得这么认真，英语作业真的要留六次作业，批改六次？我以为只有四次。”我耸耸肩。
其实我依稀记得有六次，但不知为何，故意假装记错，故意不小心犯错，似乎想看看究竟能得到怎样的惩罚。有什么意义？多数老师除了语文数学别的都不上，每科作业却次次不落；我上英语课，却因为没有布置写的作业，批改得不够，被要求写检讨。只打勾写日期的作业有什么意义？凭什么要做？
“检讨我倒是轻车熟路，但让成年人写检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龙哥嘶地吸了口气，左右晃动身体，皱着眉，似乎没有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情不自禁笑出声，笑得收不住，手搭上额头，使劲踹了踹桌脚。“你想怎么做？”
沉默片刻，他拍桌起身，“写呗，怎么敢不写！不过既然是英语课的检讨，那当然是用英语来写。”
“不错！”我咯咯笑着，心里顿时像被风鼓起的帆，甚至想掀翻面前的桌子，把办公室搞得七零八落。
回到宿舍，我翻出一叠信签纸，就着小木凳，趴在客厅木桌前，写下了人生第一份检讨书。我急急地写着，几乎是一气呵成，顾不得语句通顺：
“
对英语作业批改次数不足一事的反省
……以后无论是否符合课堂内容，每次提醒自己和学生在作业本写或有关或无关的内容，让学生写上日期和“阅”字，以应付检查，免于挨批。
……深知此举是望老师深刻反省自己的一时疏忽，带着惭愧、自责、羞愧的心情对待工作，将这份不舒坦化为教学的负动力，带到今后的工作和课堂，使学生无法知会学习的乐趣，天生的好奇和兴趣被压抑在这冷漠和严厉中，无怪乎思维不舒展，死板而无法有生动的理解能力。
而我对此实是新开眼界，不由肃然起敬。
”
我将纸向内折叠，手微微有些发抖，脸上热腾腾的。回想起来，这真是我在支教时所做的最反叛的事。
我总告诫自己，不要因身份特殊，表现得与当地老师不同，于是不自觉慢慢抹掉了自己的声音，忘了人各有异是常态，我再如何表现，在那儿也是“异类”。这“异类”妄想捂住内心的嘴。我以此办法去理解当地老师的处境，它却与我所相信的教育矛盾重重。龙哥不经意的鼓励，让我得以用文字喊了一次，对着荒唐的形式制度，对着将老师骂得“猪狗不如”的校长，对着狠狠揪学生耳朵的老师，对着什么都不说的自己。
两份检讨书被交到了中心校办公室。校长们有什么具体反应我不知道，只是在等待回应的过程中，到教室遇上芳姐，我不太敢看她的眼睛，不知在愧疚心虚些什么。龙哥趁此机会，向中心校领导提出了对增加晚自习的抗议。第二天，张校长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说明晚自习延长不强迫执行，老师可以“自行考虑”。
在那之后不久，支教项目的同事来访校，我和龙哥说出了换校的想法，也就是第二年到另一个学校继续做老师。下一学期，新的支教老师会填补空位。同校的前辈老师虽然十分反对，但也明白，矛盾已被挑明，我们若继续待下去，可能会导致支教老师与校方之间更大的冲突。
年6月末，全校期末考试当天，我们离开了中心小学。
08
离开中心小学时，我的抑郁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在学校里，除了龙哥和芳姐，我基本不再与任何人交流，每日强打精神去教室上课，结束后就躲回宿舍。我不想吃饭，体重变轻，身体却沉沉的，脑子里全是茫然的感受。我知道自己不太对劲，因此在机场等待家人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恐惧，情绪不受控制。妈妈来牵我手，我却一激灵把手缩回了口袋。
从双流机场回家的那夜，我一直在后座默默地哭，哭声渐渐无法掩饰。
她在副座听着我抽泣的声音，把纸巾盒递到我手里，见我一路止不住，偶尔有些恼火地叨叨几句，也没再说话。几天后，她陪我去了精神科，医生和我只聊了半小时，说我由于环境带来的压抑太大，造成了一定的应激情绪反应，叫我好好调整心情，暂时不要再想之前的事。
两个月的暑假里，家里默认不提起任何与支教有关的话题。我开始健身跑步，准备托福考试，独自回到母校。我反复地想，剩下的一年，我是否还要去另一个未知的乡村学校做老师。8月末，我最终还是决定继续走完两年。毕竟是自己的选择。
年3月，时隔半年，我突然想回中心小学看看，于是向当时的校长请了假，乘汽车又一次回到了中心小学。走在校园里，我看见许多熟悉的面孔，这次我都开心地向他们打招呼。张校长远远瞧见了我，叫“苏老师”。我礼貌地挥手，笑。
学生升到了六年级，他们中的一半都比我高了。我最后一次走进他们的教室，再也无法摆出以前的架子，补偿似的不断笑着，询问他们的近况。过去一年里，我似乎从未见识过如此灿烂的全员笑脸，好像花都开到了世界尽头。下课前合照，男女生纷纷挤到讲台前，围成一团簇拥着我，女生们伸出双手夸张地抱在一起。然而师生缘已尽。
临别收了许多小纸条，也许是近来的支教项目老师上起了诗歌课，不少同学都用了诗体。一位学生写：
“
你的离开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当你默默离开
我的心碎了
你知道吗
我很想你
你在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候
离开
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你
你像以前一样
”
有些愧疚。他们对我说的这些话，我其实早在半年前离开时就该仔细地听着。但那时我最终没有与他们好好道别。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后记
我支教的时间是两年，这次写的是第一年，也是四年来我第一次忍耐不断想逃避的心情，完整清晰地唤起这段记忆。大脑有自我防御机制，它阻止我想起细节；某个黑暗时刻，我一股脑删掉了从高中毕业到年的所有朋友圈动态，这成功让本来喜欢怀旧的我忘掉了不少。
但一旦下定决心要写，就要不择手段把能想的都想起来，不论是翻过去的照片，去回收站找那些教案，还是追问也许早已生疏的朋友和当事人，重新浸入和感受粘连的音乐、录音片段里……整个过程，我有点像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安抚我要诚实面对怯懦，一个实在害怕这样做会搅乱我的状态，让我再次陷入黑洞般的否定中。因为我知道这段经历其实还残留在我的行为模式里，我也知道里面确切地存在可责备的东西。矛盾让我表达得克制，我的愤怒依然不够“理直气壮”。有那么几天，我真的感到很茫然。
所幸，它还是以不完美的、残缺的姿态呈现出来了。我很想把每个学生都写一遍，向读者炫耀我的幸福、责任感和慰藉。学生对我的爱和我对学生的爱能消解许多谴责和愤懑，但它也因此让我变得更温吞和保守。可它们都是真实的、混沌的即时反应，是在具体情境下，我作为人的复杂选择。
我希望我至少表现了一些复杂，而这复杂的原因，是一名“异乡人”在陌生环境下，对成长过程中、对文明里沉积的晦暗事物的质问和探索，也许是单一的盲目竞争，也许是麻木的家长权威，也许是无奈的自保本能，也许是不踏实的理想，也许是不合理的热情，也许是偏颇的判断，也许是对抗的恐惧，也许是城乡的割裂。它不过是披了一件名为“支教”的看似光鲜的外衣，内里是什么，我想这才是重要的、值得所有人思考的东西。
原标题：《疲惫与失望，大学毕业去山里支教的第一年
三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