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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对于优生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家庭问题、人才分布等均有研究
文
潘光旦
本文写于年
“基督教与中国”是一个大题目，近来讨论他的人也很多。他们的观点各有不同，有经济的，有政治的，更有从帝国侵略主义方面下手的。作者以为这许多观点未尝不能对于本题上有所发挥，然而终究是枝节的，不是根本的。“基督教与中国”归根是一个文化交际的问题。
在甲环境之内要推行一个多少是从乙环境里移来的社会组织或社会观念，有二桩事实我们不能不先切实注意：第一，是甲环境的历史与文化的背景；第二，甲环境里各式各样的人物。别人出来批评这种组织或观念的，也必须在这两桩事实上先有了相当的了解。凡是受过科学方法——尤其是历史研究法——的训练的和对于近代心理学——尤其是差分心理学（differentialpsychology）——有过研究的，决不反对方才提出的两个先决问题。
一个社群里的文化是一个绵续的东西，是一个有前因后果的东西。这个绵续底概念是近代史学研究最有趣味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初看何等浅显，然而在历史里翻不上几页我们就发见许多团体行为明明白白地和这个结论发生冲突。即就最近中国的时务而论，许多有见解的人认为中国向来的经济制度是很难和苏俄的“共产主义”携手的，要是勉强携手势必至于发生许多社会秩序上的紊乱，然而近来竟大有人提倡“共产主义”，完全不顾问以前的背景。
有人问：文化史上的既有如许绵续中断的例子，那末，绵续的概念毕竟有甚意义?有的。一个绵续的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文化，是稳健的，不会出乱子的。好比一棵大树，根干枝叶，层层相因，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绵续不时中断的文化是不稳健的，常会出乱子的。好比一个犯贫血病的人，向人借血，要是被借的人的血成分上和他自己的相似，也还可以，要是成分上另属一派，则借血的结果，不特无益，且有大害。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我看不是别的，就是基督教传播欧洲的一段事实。我以为欧洲二千年来的历史，多少血腥，基督教的传播是一个间接的大原因了。这不一定指基督教自身是一种祸水，不过说一个种子——也许是好种子——种得不得水土之宜，就结成恶果了。此种判断不容易绝对的证明，但读者若是研究当初犹太民族的心理、犹太文化的背景，再研究当时欧洲各民族的心理和他们的文化背景，将彼此比较一番，看有多少相同之点，有多少相异之点，便可以明白这个判断不是没有根据的了。换言之，基督教的侵入欧洲，在基督教自身一方面，在欧洲文化一方面，都是违反了文化绵续的原则的。
我们不妨鸟瞰一下二千年来基督教的历史，看他如何横断了欧洲文化原有的绵续。我们不能顾细节目了，但从大处看去，耶稣没后的基督教可分做三大时代：第一是神学时代，第二是教会时代，第三是宗派时代。这三个时代并不是连一接二，有甚严格的时间先后关系，彼此却不无掩叠之处，尤其是第一、第二两个时代。但是从基督教的发育史方面看去，这个分法却也十分清楚。
第一是神学时代神学是耶稣没后不久就发生的问题。犹太教以前只有“律法”，有“先知”，有“仪式”，却很难说有神学。神学是希腊文化搀入后才发生的。就《新约》一书而论，研究他的人都知道上半部与下半部的精神大有不同。四福音之中，《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很是土著的，但《约翰福音》的口吻就不同了，里面包含着不少的古希腊的形上学。传说保罗一半是希腊人，从小很受希腊思想的影响。所以最初的时候他是竭力反对基督教的，后来皈依了，就于无形之中引进不少新的观念和新的解释。后代综合起来，名之曰保罗派的神学。基督教之有神学，自保罗始。这都是尽人而知的事实，我如今引来，只所以证明神学并不是犹太宗教系统里原有的东西，乃是犹太宗教思想和希腊智慧主义混合后的结果。从此基督教的发展，大部分可以说是在神学方面。保罗派的神学经过了许多争辩，直到三二五年的宗教会议才告一段落。后来基督教和重新发见的亚里士多德一派希腊思想发生关系，于是产生了所谓亚里士多德派的神学。显而易见，又是一个混合物。
第二是教会时代基督教积极的往西发展，始和罗马的文化系统发生接触。初看这是一个勉强的说法，因为当初基督教在犹太发轫时，犹太就受罗马帝国的统治，早就有接触了。不过政治的管辖和文教的混化未必定为一事。当时的犹太，除了纳税和受罗马派来的总督监视外，文化上是绝对独立的。真正的文化接触却在基督教教会在罗马建立根据地之后。罗马教会，自西罗马末叶至宗教改革，约莫一千年的历史，很是复杂，并且变迁也不少，我们不必深究。但是有一个大节目，我们要十分注意。这个大节目就是教会组织的严整和宗教行政的统括。此种政治组织的成分，当然也不是犹太宗教系统原来有的了；犹太民族缺乏政治组织力，是向来出名的。然则从何而来的呢?经不得些少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偌大一副行政机关，差不多完全是向罗马政府模仿来的。所以基督教教会，好比基督教神学，也是一个混合物，是犹太宗教思想和罗马的政治主义或法治主义的混合物。拉丁民族以政治的天才名于后世，也是尽人而知的，但是这一段文化交际的重要事实，因为基督教在西方文化里地位的昭著，掩盖一切，我们反而忽略了。如今要研究当初罗马帝国的政治组织和法律制度，在在要参考罗马教会的组织和律法，就是为这个原因了。
第三是宗派时代自马丁路德至今日，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宗派时代。犹太教里无宗派。神学时代和教会时代的基督教，宗派甚少，且大率大同小异，其异点特著的，因教会组织的严密，朝兴夕灭了。得到这第三时代，却有大批的宗派出现，竟是数不胜数，经过了多少升沉兴灭，至今还有好几十派。在中国的几宗，都是淘汰后的剩余，比较都很有势力。基督教的教旨，最讲究统于一尊，何以到近代就四分五裂了呢?我们又不能不参考当宗教改革前后欧洲的文化背景了。中古时代欧洲文化的重心在拉丁民族手里，到得后来，这个重心往北方移动，于是条顿民族日占优势。我们都知道，条顿民族和他民族有一大不同之点，就是个人主义的发达。教会的四分五裂，就因缘于此种个人主义的潜动力了。有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就有教旨上的擘肌分理、咬文嚼字、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结果便是无数各不相能的宗派。所以宗派这样东西，是犹太民族的宗教思想和条顿民族的个人主义交际后的混合物，也不是从犹太宗教文化旧有的分子中发展出来的。
由此可知犹太的宗教文化，自保罗迄今，因为西迁了，发生了三大变化。好比一个女子嫁了一次，再醮了两次。第一次和希腊民族的智慧主义，结果是一二派的基督教神学。第二次和拉丁民族的政法主义，结果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半宗教、半政治的组织，叫做教会。第三次和条顿民族的个人主义，结果产出了一大窠的宗派。
这三种变迁，平心而论，可以算是历史上的幸福么?我看不是。基督教传入欧洲，差不多到处和当地的文化发生冲突。神学时代里，局面比较和平些，但是为了耶稣“是神”或“似神”的争辩，竟闹得不得开交，诸如此类理论上的冲突，在人类思想解放史里要算是一个大节目了。教会时代里，教会对于个人思想上的束缚、行为上的钳制、克欲的主义、出家的教规，不知流了欧洲人多少的血泪，是无可讳言的。其他教会在政治上的牵掣、经济上的垄断，更是不消说得了。最可疾首痛心的，还是强迫无数聪明才智的人为教会或寺院服务，使终老以死，不留丝毫血种；欧洲中古时代的黑暗情形，又何尝不因此种违反选择原则的宗教制度呢！宗派时代，比较开明一些了，然而初年间的倾轧和相残，较之在专制的罗马教权之下，并不减少许多。直至今日，若美国基本主义和时代主义的冲突虽未至于用武力，而无聊的教义上的积不相容，在对于人类智慧有相当信仰的人，已很可以放声一哭了。
凡此种种史实，要算是欧洲独有的了。举任何一个久历年所的文化系统若印度、若中国、若日本，其间纵有许多波澜起落、兵戈扰攘，但都不像欧洲历史的不堪卒读。这个分别决不是偶然的。后者的文化是一个十分夹杂的混合体，而且混合得绝不相宜。前者的各文化是比较不大夹杂的，比较自然发展的。这是一个大分别了。犹太的宗教文化引入欧洲，着着违反了历史绵续的原则，安得不发生冲突?论者把欧洲中古时代前后的黑暗与退化归咎于教会之不得人，真可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文化的成分既若是之夹杂，要使各部分能融洽起来，已是绝不容易，自然谈不到进步与光明了。英国文学家安诺德（MatthewArnold）尝论“希腊主义”和“希伯来主义”在欧洲文化史里互为消长，不相兼并，说很若无关紧要似的，殊不知一度消长之间，已洒却欧洲人无限的血泪了。
基督教与中国，这是一个比较晚出的文化交际问题。答案如何，初看很是难说。然我们读历史的功用何在?鉴古所以知今，还不是教我们自己对于这种问题有相当的了解而自谋取舍趋避之方么?借镜欧洲史上已然的事实，我们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贡献，就不能不起一种怀疑。但我们应该就中国自己的文化系统作一番参考然后再下断语。
第一点要认清楚的是：基督教的神学观念、伦理观念，在中国文化里算不得十分新奇。所以虽属外来，并不一定完全与中国民族心理格不相入。距耶稣纪元前四百年光景，中国自己产生过一派宗教哲学，内容和基督教的竟是大同小异。这派哲学大家都知道是墨子哲学了。孟子辟杨、墨说“杨、墨之言盈天下”，更可见当时墨派宗教哲学的势力。由此可知在特殊情势之下，中国民族未尝不能领会若墨翟、耶稣所提倡的一派宗教哲学。然而墨派势力的归宿怎样?好比蜉蝣朝露，来得快，去得也快，经不得儒家哲学的一番批评和攻击，就没有了。墨子的宗教观、伦理观，好比——用耶稣一个譬喻——撒种子撒在浅薄的泥土上，发芽了，但是生不住根，所以终究没有收成。
基督教的命运也不免如此么?是不可必。因为我们不明白究竟近世的社会背景与民族心理是否和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民族心理差可比拟。也许是不能比的。但只就基督教在中国已得的待遇而论，有几段事实我们不妨加以参考。基督教初次入中国，在唐太宗年间，当时朝廷为之建寺提倡，历中宗、玄宗、代宗等数代，敬礼不衰，信徒也很不少。及武宗年间，和佛教因事同被禁止，从此一蹶不振，到元代便完全消灭了。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似乎提到景教徒的末途。按景教在西方本为奈士陀宗派，推溯起来，便是当初三二五年宗教会议内辩论失败被逐出的一派。他的教义似乎比正统派合乎常识，然而依然不能在中国文化里生根结实，算是不幸了。元朝成宗年间，方济各派传教入中国，也无甚成就。明代末叶，旧教复入中国，清中叶新教亦接踵而来，然至今三百余年间，旧教招致之信徒不及二百万，新教只得六十万。进步都不能说是很快。旧教招致之法，以家庭为单位，似乎难些，也似乎容易些，因为在父权家庭之内，家主一经信奉，其余家庭分子，自然是一起加入的；因此，就真实的信徒而论，这二百万怕不免打些折扣。
土著的墨派宗教哲学犹不免昙花一现，早兴夕灭。景教有朝廷的维持，存在了；朝廷一旦加以禁止，就亡了。近代的基督教国家不加提倡，也不加迫害，任其自然发展，然而发展得并不快。有此种种事实，我们对于基督教前途的怀疑，不免更深一层。
再从别一方面作比较的观察。天方教和佛教在中国也是外来的宗教，与基督教正同。天方教的势力限于西北及西南隅，势力不大，可不必论。佛教的历史则甚可注意。佛教自东汉时入中国，直至今日，中间虽时有挫折，大体上不能不说已经在中国文化里长了根，并且长得很坚固。同一为外来的宗教，何以基督教不生根而佛教生根了呢?只是政府的提倡一端似乎不足以解释之，因为政府禁止压逼的时节也不少。根本原因，怕还在佛教的许多根本教义很合一部分中国人的胃口。我们讲基督教，就联想到墨子哲学，如今讲佛教，就不能不想到老庄一派的哲学了。如今无论我们怎样去解释佛教的哲理，说他如何积极，如何与近代种种新文化势力不发生冲突，但就其已然的社会效用而论，他和老庄哲学实在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凡是能领悟老庄哲学的人大约也能领悟佛教的教旨。两晋六朝之间，佛教最发达，同时道家清净无为之说，亦最风靡，怕不是偶然的符合吧。换言之，佛教虽属外来的文化势力，然因得土地之宜，其滋生发育也就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的有好结果。他和中国文化的绵续，在相当的限度以内，并不发生冲突。同一文化交际，佛教之于中国文化，较之基督教之于欧洲原有的文化，要近情得多。
我说“在相当的限度以内”，却有理由。上文说佛教的教理很合一部分中国人的胃口，这“一部分”就是一个限度了。若是佛教不顾众人的好恶，只管大吹大擂，招致人入教，势必至于引起一般社会的反动和政府的干涉。历史上真有例子可查。例如唐朝——似乎是武宗——年间，佛教大发达，一时风靡，青年男女皈依当沙门的着实不少；政府着了急，于是一面封寺院，一面勒令僧尼还俗。这种政府方面强制的举动是很得当的。中国原有的社会哲学里，出世的观念向来不深，如今因为群众心理的一番鼓动，竟将普通健全的常识观念放弃，当然不是社会的福利，安得不加禁止。再如普通智识阶级里的人，信奉佛家教旨的甚众，但就中当居士者多，做和尚者少。佛教的散布，随处须受中国文教遗传的限制，这也是很好的一例了。若是佛教势力浑厚，竟不受此种限制，那末中国文化史上就不免要少几张干净纸，像基督教西渐后的欧洲文化史一样。
佛教合乎中国局部的土宜，所以发达了。但因其与中国土著文化的大体有根本冲突之处，所以他始终没有把中国佛教化。佛教化的程度，中国反不如日本，决不因时间久暂的关系，而因文化背景不同的关系，一望而知。基督教在中国，第一次勉强迁延了若干时日，毕竟完全消灭了。近代成功的程度，绝对的，因为时间关系，自然不能和佛教相比；但相对的，也似乎赶不上佛教。佛法最初由汉明帝自动的自天竺求来，后来政府竭力为之提倡，是后四百余年内，政治上虽发生许多变迁，而佛教的势力却蒸蒸日上，至两晋六朝而极。基督教末次来中国后，至今亦且三百余年，纵有许多陪衬的机关，如同教育机关、社会服务团体、医学卫生事业、青年会等等，又纵有外界的财源为之培植接济，将所下的肥料与所得的收成两两相较，声势实在并不算大。从这一番和佛教比较的观察，可知基督教和中国旧文物发生冲突之处似乎更比佛教要多，他所以不发达的程度就和此种冲突的多寡成正比例。用别的原因来解释基督教之不发达，我看是枝节不是根本。
然则基督教和中土旧文物的根本的冲突果何在呢?下文当作比较详细一些的分析。可分二大端讨论：一、神的观念，二、人伦的观念。观念上的冲突最是深刻，宗教仪式和戒条之类是附属品，就是有冲突，也很少，并且不难调和的。
一、神的观念我们不必详细推敲双方对于神的观念，这是在神学院里的中国学生应做的事。我们只须指出彼此同异之点。犹太教的神是作威作福的。近世自然主义的神是无所谓威福的。基督教改犹太教之旧，却说：神是只作福而不作威的。Bydefinition，当然我们要什么神就是什么神，然而此种虚构的神道完全经不起理论和事实的盘驳，并且也不合乎一般的常识与经验。外国学者大都承认中国民族是一个富有常识、富有实验观念的民族。中国一般的人民大率承认天可以作福，也可以作威。农夫们今年收成好，就说“邀天之福”、“靠天吃饭”一类功成不居、自己慰藉的话。要是收成不好，生活拮据起来，就不客气的破口咀咒。有时因为报施之爽，甚至根本怀疑天人之间究竟有多大的感情关系。所以好人死了，大家就说“天没有眼睛”，或“老天爷真糊涂”，文雅一些，就说“天胡愦愦”。再进一步，上等的智识阶级早把天人之间伦常关系看破了。天人之间本无所谓伦常关系，伦常关系是人群生活的独有物。换言之，以人度神的原始宗教观，在中国智识阶级里是向来不时髦的。读者想都记得“齐田氏祖于庭”一段古文，“天岂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一句快人快语在中国思想发达史上应当用密圈密点的。其在西方，因为基督教只认“神是爱”的独断论，此种以人度神牢不可破的普遍观念直到十七世纪大哲斯宾诺莎才把他推翻。
无神则已，有神而不作福亦不作威亦已，但若能作福，当然也能作威。这实在是一个合乎常识、合乎情理的看法，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对天的观念，不过如此。如今基督教的福音说：上帝是爱人的，上帝就是爱，上帝爱人到了极点，竟将其独生子降世被害为世人赎罪。这不是和中国平民对天的常识大相径庭么?在中国平民的眼光里，此种片面的上帝观，姑不论其是否向壁虚造，实在完全与生活经验发生冲突。并且基督教取引为上帝的爱的绝大证据（sacrament或seal），或用同一眼光看去，实在是一个绝大反证。何以呢?耶稣这样一个好人，竟至被钉在十字架而死，试问上帝的公道何存?还讲什么慈爱！耶稣被害这一段事实，用中国人常识的因缘果报观念去评判，明明是一个好人受了枉死，并且死得极其惨痛，其余一大节的神话只像是一段曲解、一段好事者的借题发挥，讲些实际生活的人是决不能轻信的。
讲起因缘果报的观念，我们不妨再加一笔。要是不限于篇幅，这个观念很值得分开了讨论。如今不必了。发展得自然一些的宗教思想大都承认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他的效用不止是道德一端而已。犹太教讲“一只牙齿换一只牙齿，一只眼睛抵一只眼睛”，毫末不爽的。佛家讲因缘果报最是深刻，不必说了。中国旧观念又何尝不是如此。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即根据此种合情止理的观念。基督教“上帝是爱”的片面观念，后来一经引伸，又成了极端的赦罪主义、极端的以德报怨主义等等，事实上虽做不到，然因此而引起的社会道德上的纠纷，已属不少。近代西方犯罪问题的无法解决，安知一部分不因借于此种失了平衡的报施观念呢?
二、伦常的观念基督教的伦常观和中国文化里的伦常观的冲突是最明显的，也是最根本的。神的观念也很根本，但在日常生活里，一般人并不十分管他。伦常的观念则不然。父子兄弟的关系，是中国人生活经验里最密切的一部分。如今基督教却说这种伦常观是不完全的，完全的是物质的父以外，另有一个在天的精神的父；一个人果然应该孝敬父母，但是孝敬在天的父究竟是要紧些。此种观念，姑不论其有多少理论的根据，一望而知不能和中国原来的伦常观相提并论。墨子宗教哲学里的天也是很有机的，但他似乎没有假定什么伦常的关系。佛教劝人出世，可以废除普通的伦常，但在佛我之间并不假设何等伦叙关系；不出世则已，出世就出一个澈底，不容丝毫名实的假借，倒也爽快。人穷可以呼天，是一个急不择路的感情表示，但并不代表何种确定的神我关系。总而言之，“天父”这个观念，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是绝难了解的，太不合土宜了。
西方比较开明的信徒为“天父”观念辩护，动辄说：要是人们的情感统于一尊，以天为父，则人们都是兄弟，一切社会问题可以容易解决些。此种实证主义的自圆说在理论上未始不可以成立。然而实际上究竟怎样?欧洲二千年来的政治史、近二三百年来列强的侵略史是绝好的参考了。试问这个观念究竟成就了多少?所以就使在实证主义方面看去，“天父”观念实在是徒然的。与其说是人类顽恶性成，不可卒改，无宁说“天父”这一类但凭心理作用的观念只中说不中用。
更有进者，此种独断的、虚构的天人之间的伦叙观念不特对于社会没有好处，我看更有坏处。东方人初到欧美。觉得社会状况里有一件最可注目的事，就是家庭地位的弱小。西方人近来也觉察了，并且承认他不是社会的好现象。试问此种弱小的地位从何而来的呢?此中原因当然很多，百余年来个人主义之畸形发展、工业革命、妇女解放种种新势力所负的责任当然极大，然而欧美家庭地位的微弱，固不止自近代始，以前早就如此，不过程度较好罢了。依我看来，根本原因之一还不免是基督假借的伦常观。基督教的社会理想与宗教理想是“天国”，达到这个理想的手段，就在承认thefatherhoodofGod与thebrotherhoodofmen。在这种理想的桎梏之下，真正生育我的父母、提挈我的兄长，自然不免退居无关紧要的地位！耶稣在庙里讲道，他的母亲和弟妹们在外边寻他，有人告诉他，他却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凡是能体行天父的意旨的，都是我的母亲，都是我的兄弟姊妹。”我看这一段教训是西方家庭势力衰颓最根本的原因了。不仅此也，教会发达之后，在在因袭世间的伦叙名目，而应用之于宗教生活。于是除了“天父”之外，教皇是“父亲”，寺院里的主僧、教堂里的祭师，无往而非“父亲”了。同做和尚的是“兄弟”，同做尼姑的就称“姊妹”，领袖这种“姊妹”的也就成了“母亲”。中国人未尝不用师父、师母、师兄弟一类称呼，然而习惯上决不直用兄弟称呼，必冠以“师”字，或在其他关系之下，则冠以“年”字、“寅”字、“宗”字之类，以示与血统之父母兄弟有别。孔门讲正名主义的应用，这是一个好例子；应用后的社会效用，看下文后更是明白。
在基督教势力下的欧美各国则不然。此种正名定分的讲究是不大顾问的。正名主义在中国文化背景里是一种极重要的社会裁制力。要是去了，则社会团体与社会分子间的许多维系力随之而去，甚至于使“民无所措手足”。西方的社会状况，虽尚不至于手足无措，然其中紊乱情形，已足以证明不讲求正名主义的害处了。基督教假借了伦序的名器，父非其父，母非其母，昆弟非其昆弟；“精神的家庭存立之日，即是骨肉的家庭分崩离析之时。事实如此，逻辑上也不得不如此。这不过是直接的影响罢了，间接的影响还多着咧。
人是一个富有情感的动物，在在要求情感有所寄托。在彝伦攸叙的社会里，家庭是人们情感所由维系一个最大的中枢。家庭一经摧残，此种中心机关就没有了。从此人们的情感就不得不别求寄托。在中古时代的欧洲社会里，教会的势力弥盖一切；人们的情感，居然像百川朝宗于海一般，以教会为唯一的总汇。所以当时的教会确是一种绝大的社会裁制力，社会赖以相安无事。这时候的教会，效用上实在和一个大家庭一样。有“父亲”，也有“母亲”，也有“兄弟姊妹”，甚至也有“夫妇的关系”：矢志守贞的女信徒们精神上未尝不出嫁，就是嫁给耶稣，所以情感上也有了归宿。其实这些还是枝节，中古时代欧洲宗教观的一部分不早就承认基督是新郎、教会就是新娘了么?家庭间父子、昆弟、夫妇三伦，在当日的教会中竟是应有尽有，无怪其可以相安无事了。这一段故事对于研究社会学者有两大教训：第一就是伦常生活出乎情感之自然，要是在事实上勉强壅塞住了，他会在心理的想象方面发展，可以酿成许多反常的社会现象；第二就是正名主义之不可不讲求，基督教会因为借用了家庭的名器，也就僭越了他的效用起来，毕竟不是社会之福利。中古时代的基督教深信末日（millenium）快到，所以不惜将当时的社会组织、家庭组织拆一个粉碎。末日终究没有到，而家庭的地位已坠一个万劫难复之境了！
现在不是中古时代了。中古时代的教会，从人们情感的栖止方面论，确有好几分势力。现在西方的教会却不如是。他未尝不利用（此种利用未必是自觉的）伦序的称呼以维系人心，像从前的教会一样，然而他的实力却没有了。所以就西方目下的情形而论，人们的情感不再有可以寄托归宿的中心点。教会之兴，篡夺了家庭的地位，如今自己也立不住了，于是让人们的情感到处飘泊着，不知所止。结果于无形之中，引起了许多社会问题，无法解决。在旧教各国的社会里，此种情形好些，因为中古时代的情形，至今还留着一些痕迹。所以旧教徒批评新教，也就在此方面下总攻击，说他因为没有了宗教的中枢机关，一任各宗派自己发展，所以社会上闹得像散沙一般，不可收拾。西方研究社会哲学的人和忧时的名流们，也动辄说西方社会目下没有unity，没有一致的情感的维系力，其无可奈何者竟有抛弃新教改入旧教的。此种举动虽于事实完全无补，要足以证明人们情感的紊乱问题，在西方社会里是无可讳饰的了。留美学生们对于此种现象应当看得特别清楚。美国人生活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光景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试问他们忙着些什么?归根还不是求一己感情生活的满足?满足而不得其相当的场合——若家庭，满足而不达其相当的程度——若家庭分子间情感之醇厚，于是紊乱以生。普通美国人的sentimentalism是出名的。试问如许感情从何而来的呢?我想他们的婚姻与家庭制度至少可以答复这个问题的一半。欧美各国里家庭与婚姻的维系力最微弱的是美国，而sentimentalism最多的也是美国人，怕不是一个偶然符合吧。孟子批评许行的学说，说要是经济制度没有了重心，可以“率天下而路”，如今可知要是情感的寄托失了重心，也可以“率天下而路”。凡此种种情感之所以然的原因，我再说一遍，当然很多，然而推本寻源起来，基督教所负的责任实在不小，尤其是基督教会常自诩说：基督教化到处，便是文化。（Christianizationiscivilization.）
西方家庭的衰坠和基督教的伦常观有重要关系，再有一个旁证。试以基督教势力下的家庭与犹太教势力下的家庭相比。基督教沿犹太教之旧，亦信仰摩西十诫，然而“孝敬父母”一诫在基督教里的影响似乎远不及在犹太教里的大。犹太民族，经过了多少流离颠沛，他们的家庭生活至今要比基督教化后的欧洲各民族整饬醇厚得多，这是许多欧洲人所公认的。基督教既从犹太教脱胎而出，这种分别又从何而来的呢?令人不能不想起“天父”的观念了。犹太教的耶和华未尝无许多似人的品格与行为，他和犹太民族的关系特切，竟是犹太民族的家神一般，然而他并不是犹太民族的“父亲”。因为名分上不乱，所以犹太民族一面可以事神，而一面无须出家，而家庭生活得以自然发展而无障碍。犹太民族祖先的观念很切，和中国民族相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类祖先的名字，常在他们言行中表白出来。耶和华一方面也不时向他们提醒他们血统上的来源。这些事实在基督教的系统里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人对于伦常的观念，我何须细说。他有许多末流之弊，是大家公认的。然其原则甚合乎天性之自然，出乎情，止乎理，久为一种极有效验的社会裁制力，也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基督教在中国文化里不欲发展则已，如欲真实发展，须得完全修正其对天的伦理观念，以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要不然，则推我之论，第一步功夫，须得减少中国原有的伦常观的维系力。这二种方法却都不甚容易，因为双方的观念都是很根本的。在热心的宣教师，当然不肯也不敢变通办理；在中国人自身方面，如果对于此种旧文化势力有相当的了解与尊崇，也自然不容外界文化力的剥蚀与侵占。
基督教的伦常观和中国文化的伦常观绝难相提并论，还有一个简单的旁证。基督教徒常想在中国旧文物中觅和基督教教义偶合的种种观念或吐属。“天父”这个观念他们似乎觅不到什么可以援引的名词或成语。但在《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语里，他们以为觅得brotherhoodofmen的释义了，于是到处引用他。其实当初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又何尝有brotherhoodofmen的意义?有一个门生没有弟兄辈，引为憾事，孔子一时说出此语来安慰他罢了。我当初甚怪外国宣教师们何以不利用墨子哲学的材料，后来才知道他们大都并不知有墨子其人。但在墨派宗教哲学之外，要在中土旧文物里寻和基督教义吻合的观念和名词，确是不容易。即“上帝”一名词和基督教的God也不相称，和犹太教的耶和华怕还近似一些，然古代中国人和上帝的关系远不若犹太人和耶和华的密切，与基督教徒和God的父子关系，更是不能比了。旧教因“上帝”一名词之不切，另拟“天主”的名词。物质的文化比较容易混合些，然而两派意识的文化，要调和起来，真是不容易呵。
上文开端便说，此番讨论承认两条原则：一是文化的绵续，二是人类品性的不一致。一哲学，宜于彼者或未必合于此。根据第一条原则的议论我们大致已在上文说完了，如今再根据第二条原则看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缘分如何。
和宣传基督教的人谈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或迹近宗教之哲学系统比较，说到一个尽处，他也许承认：就玄学的深邃论，基督教不如佛教；就伦理的实用论，基督教更不如儒家的哲学。但就纯粹的宗教色彩论，基督教总要推独步了。这个结论对么?一时很难确定或否定。第一须得辨明白什么是宗教色彩。我们限于题目，不能往下说了。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妨下这一句断语：无论基督教的宗教色彩、玄学系统和伦理观念如何好法或如何坏法，他决不能适应一切人的心理，更不能适应一切时代一切人的心理，跟着，他也就不能解决一切人群的纠纷。
然而宣传基督教的人的心理怎样?他们的信仰就适与此相反，就在比较通达一些的教徒亦在所不免。他们总以为基督教的系统里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即使承认人们禀性不同，他们未尝不能各就其心之所安在信仰里觅幸福。这是一句自信过度的话。上文提过了，若讲出世观的绝对，基督教远不如佛教；要讲世间的生活措置，基督教也不及儒家哲学的界线分明。所以在出世思想重的人就感觉基督教的不澈底。宗派中如Swedenborg一派，神秘的色彩较重，然在各宗派中并不占何等重要位置。在务实际生活的人也觉得他的伦理思想很牵强，不足以解决个人行为上的种种问题，团体生活里，更是难于应用了。如此，至少已有两派人不肯轻信基督教：一是出世观念深和神秘色彩重的人，二是务实主义的人。
再进一步作观察。基督教没有特别的玄学或形上学系统。一派宗教之所以能吸引智识阶级，差不多全靠他的玄学。佛教不能吸引智识阶级出家做和尚，然而未尝不能在智识阶级里引起很深的研究的趣味，所以自来总有不少的学者以能“谈玄”、“参禅”为雅事，兴会所至，且以“上人”、“居士”自居。佛教能在中国文化里生根，而变成中国文化里重要的一部分，直接就因为智识阶级里有人领略他，间接就因为他有一个深密的玄学系统。基督教呢?他似乎只有神学而无玄学。自保罗至今日，宗派之间无限争论，大都在“神”的性质一类题目上用功夫；又因为基督教只主张有常无变，所以辩论虽多，大都为咬文嚼字一类，极不澈底。教权膨胀的结果，就是神学的研究也成了祭师或牧师的专职，一般的信徒是不与闻的。中古时代里，教会就是社会，一个人呱呱坠地就等于坠在教会统治范围之内，所以当初的智识阶级，自然而然成了教会的一部分。及至近代，教会中央集权之势大衰，于是智识阶级乃络绎而出，教会再也笼络不住。基督教神学系统里最提纲挈领的教旨是“三位一体”说。历代智识阶级最忍耐不住的也就是这“三位一体”说，因此几次三番想退出教会，都失败了，直到十九世纪初叶，才有所谓单一宗（Unitarianism）在美国完全成立。据最近调查，美国基督教各宗派中单一宗的信徒最少，然而他所供给的社会领袖人才最多。此类事实最足以证明基督教和智识阶级是合不拢的。此类事实引来与中国的佛教相比，真是大相径庭了。
除了神秘主义派，除了务实主义派，再除了一般的智识阶级，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就缩小不少。然而这种缩小只是质的而不是量的。因为这一班人的不加入，基督教就越显得平庸，其可以吸引人的特点就越少。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性情里，神秘色彩大都不浓厚，他们务实的眼光、理解的能力也不深刻。基督教对于这三方面既都是具体而微，他和这一班人的心理却很合式。西方教会，一方面没有多大宗教意味，一方面却能支撑下去，门面上似乎不很萧条，我看大原因就在此了。这在美国社会里最容易看出来。美国各派教会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很能携手。在教会方面，不能不有资本阶级的人维持，是很明显的。然在资本阶级方面何以肯上千上万的报效呢?要知所谓资本阶级，大部分是中等人物。他们的情感并非不浓厚，但并不是一种很细致的情感，可以领会得宗教中所谓“妙”的成分，却是很粗浅，时常流为sentimentalism。他们很能办事，常以能务实自诩，但是他们的务实主义是一种狭窄的功利主义，专在物欲方面用功夫的。他们的理解力和研究事物的兴趣很薄弱，所以凡是智识阶级所从事的事物，他们统名之曰bunk。最近《纽约时报》出了两道题目，征求国内名流答复：第一，美国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第二，美国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有一位名流答复后一题说：美国人最大的缺点就在不能领会bunk这样东西。真是慨乎言之。对于此种中流人物，基督教最合胃口。并且这种人因为物质生活顺利，大都是很乐观的，对于基督教“天国降临”、“灵魂不灭”一类说数，是向来不怀疑的。
回看中国。各色各样的人自然都有，和欧美各国相似，但各式各样人物所处的地位却彼此不尽相同。中国智识阶级的地位一向很高，至少要比在美国高许多。中国务实的观念最是广被，也很深刻，一半也是儒家教育的结果，并且此种观念并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的一派，是比较的健全一些。这一类人物对于基督教的内容，大都不肯轻信。在智识阶级一方面，我们早就有证明了。基督教在中国办了多少年的教育，造就出来的人才也不可谓少，然而有得几个毕业生在教会事业里终身的?真在教会里尽力的更有得几个出人头地，能在教义上有所发挥的?不要讲别的，就是神学思想，也不过拾些西方人的牙慧。基督教的宗教文学，大都鄙陋不足道，礼拜时所用的诗歌，至今尚无一首是中国人自己做的，通用翻译的诗歌，竟没有一首是通的。中国基督教事业里智识分子之缺乏，实在是极可注意的一件事。说是中国的智识阶级仇视基督教，相率不加入，确无其事，然而根本原因还在基督教的内容不足以吸引智识阶级。何以见之?头脑比较莹澈的人，早年加入了，后来思想成熟，因而退出的为数不少。
然基督教可以吸引的人也还不少。在经济状况紧张的中国社会里，中下的经济阶级便成了教会事业最可活动的区域，因为近代的传教事业只有三四十分是宗教的，其余六七十分实在是经济的。换言之，信徒名义上一进精神生活，实际的物质生活是不愁没有接济的了。此种经济阶级的人，除非出自世代清贫的书香门第，对于中国文化背景有相当的了解的，很容易与教会发生关系，并且一经入教，以后大都不再退出。有的真正基督教化了，有的同化的程度并不很深，但也不退出，因为饮水思源、不无留恋的缘故。有许多由教会培植出来的人，不忍退出教会事业，大都因为此种心理。
撇开经济身份不提，中国有一派人最容易和基督教发生关系。此派人办事能力大都甚好，情感也很发达，看事很乐观，做事很积极，因此种种好处，他们很能急公好义。近年来此派人物之佼佼者着实为基督教添声誉不少。然而基督教因借了这班人而赢得的声望却是不很根本的。要是推敲起来，可知他们的贡献实在和宗教本身无大关系。他们办的是教育，是社会服务，是医学卫生事业……都是一些陪衬的事物，要是没有基督教所谓宗教的动机，也未尝不可办到的。如今办到了，这些事业的根本价值也未始没有怀疑的余地。这一派人物，并起来看，就等于上文所提美国的中流人物。他们智慧上的程度亦大致相等。在彼则认许多不能了解之事物为bunk，在此则于本国旧文物无相当的尊崇。就是对于基督教自身，他们也不过含糊的信仰，不知底细，不加批评。这一派人因为理解力和批评力薄弱，本来最容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化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西化罢了。
我们根据篇首两条原则的议论完了。总结起来我们对于基督教的怀疑不外两层：一是他根本的教义，二是此种教义和中国文化的缘分。本篇所特别注意的是后一层。对于第一层未加深究，因为教义这样东西，本来凭信仰者多、凭理解者少，讨论不出多少结果来。
但在结束之前，我们不妨为基督教自身下一番考虑。要是上文种种，“虽有小疵不掩大纯”，则今后的基督教事业将何以自处?不妨分两层说：一是个人信仰方面，二是向人宣传方面。
在个人信仰方面，第一步须得打破基督教“达之天下而咸宜，传之万世而皆准”的笼统观念。世界上就没有这个东西。“虚心的人有福了”，自信过度和理解的信仰是根本冲突的。我相信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未必是天下第一好人；我采取一派哲学，这派哲学也未必是上下古今不易的真理。不过因为性情、志趣、习惯种种势力，因缘凑合，把我们扯在一起，未始不是促进我生活的一助罢了。许多信徒溺信基督教，我看一半也是上了历史的当。基督教在西方二千年的历史，门面上真是非常的辉煌，但若是当初罗马皇帝康士坦丁，不加以政治上的协助，从此形成政教联合的局势，试问基督教会不会有今日?康士坦丁于三一三年公许基督教，于三二五年召集宗教会议，从此正统派教会得以成立。到得四五七年东罗马皇帝竟须教主加冕，至今此种风气还在。此类宗教与政治相互利用的事实，是极明显的。若是当初墨子的宗教哲学也有政府为之一路保镖，他的声势怕还要煊赫些咧。把此种史实认清楚了，才能在基督教教义里寻出真正的价值来。
宣传是跟着个人信仰来的。要是不胡乱信仰，也就不胡乱宣传。宣传可以两种：一种是斟酌事实的，是很自然的，好比撒种的子，一面看种子，一面看泥土，要是不适宜，他就决不勉强，免得糟塌了种子、糟塌了地皮；一种是强制的，不管一地方的背景、人民的心理，自己也不大清楚宣传的是什么，却以为“使命”所在，不能不努力。结果就到处发生冲突，不但没有效果，有时更引起反动。当初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就是如此。耶稣自己播道，是很有选择的，从他的种种比喻里可以看出来，他并不以为人人可以领受他的道理。到门徒时代，传教事业就带着许多群众运动的色彩，强制的程度就深一层了。到得后来，宗教和政治一经联合，不特政府帮忙强制，政府一不如命，教会且强制政府起来。正当的宣传如儒家讲经、佛家说法，闹不出乱子来的。强制的、大团体的宣传却最足以引起社会反动。基督教会和西方文化背景，走一步，冲突一步，一半固因性质不同，没有缘分；一半也是此种挟持的手段激发出来的。如今基督教在中国的宣传，算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我看是第二种。与以前的强制宣传不同之点只所用的手段罢了。以前的带政治色彩，今日的却带经济色彩。基督教在中国宣传，要是像以前佛法在中国宣传一样，完全和天竺的政治经济势力不发生关系，或者和景教一般，和波斯的政治经济势力不生关系，也就不成问题了。如今却大大的不然。医院、学校、社会服务机关等名目而事间接的宣传，严格而论，也不相宜。有此种种强制的情形，就不能不引起国家观念较深的中国人的猜疑，甚至以传教事业和帝国侵略主义相提并论。中国民族向以忠厚和平见称，否则怕“反基督教大同盟”一类组织，就不自今日始了。一方有了强制的宣传，一方就不能无强制的限制，而文化交际就成一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归宿如何，大部分须看今后基督教徒们所持的态度和所用的宣传方法如何了。
原标题：《潘光旦：基督教与中国——一个文化交际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