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白癜风专家 http://www.txbyjgh.com/zjjs/m/Index.asp?page=1#知青#
知青难忘插队时
作者：史铁桥
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逆历史潮流的，是失败的；我们最该读书的年龄被迫离开了课堂，没能接受到完整的基础教育，终生遗憾，青春有悔。
现在要完全客观地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还隔着一张无形的网。但，我赞同一种提法：不堪回首，仍要回首，那毕竟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当过知青的人总忘不了当年插队的地方和那里的人与事。
年至年，我在四川天全县山区（二郎山附近）当了三年插队知青。三年里，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磨难，是我步入社会体验人生的开始，使我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历。生产和生活的亲身体验让我在心里怀疑当时的阶级划分、阶级斗争……
我们知道了中国的落后，我们了解了社会的最底层并亲身体验了最底层的生活。我开始学会思考。
我下乡插队的安乐公社最平的地方，当年的公社所在地（现在是乡政府所在地）
接受“再教育”和呆子杨德志
到生产队第三天，干的活儿是收玉米。背上的背篼口高过人头，把一条条玉米从玉米秆上掰下来回手扔进背篼；有了几十斤重再背到地边，倒给专司背工的人，他们背的高肩背兜的喇叭口更是大大地高过头，他们一人能背两三百斤，再由他们背到生产队的仓库。
漫山的玉米地，干着干着，人群就散开了，靠呐喊彼此呼应着。农忙，天黑得快看不见了才收工，队长高文贤又吆喝大家到楼房头（地名，生产队仓库在此）开会。
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楼房头。这是个大四合院，住着八九户人家。新收的玉米就堆在石板铺就的院子里。山区石头多，盖房子、起猪圈、砌坟墓、铺晒坝、铺路……但百来平方米的四合院院子都用石板铺就，在上下几个生产队也就这一份儿。
人们围着玉米堆席地而座，男人们抽着烟叶，女人们做着针线，孩子们跑进跑出的打闹。
今天开会的内容是批评王仕贵，他偷了集体的玉米。白天背玉米时，他在高肩背篼的底部装了个夹层，夹层以上的玉米倒在生产队的仓库，然后以回家喝水为借口把夹层里的玉米偷回了家，每次六七根、七八根不等。偷到第三次时被人发现。因为王仕贵的成份是贫农，不能批判，只能批评。要是“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所为，就不止是“批判”，而是要“斗争”了。
年11月我与当年的队长高文贤
当年种水稻的梯田如今只种菜
队长讲明事实并作了批评发言后，该是群众发言了。
晃动的煤油灯影下，一位衣衫褴缕、腰上扎着草绳、戴着脱落半截帽沿的蓝灯芯绒帽子、胡子拉渣的矮个子中年人，从家里（他家就在这四合院里）捧出一本厚厚的没有封皮的书，凑在灯下，手舔口水翻到一页，脱口而出“列宁同志教导我们……”
哇，那居然是列宁选集，好个了得！此人是谁？我们几个初来乍到的知青，惊得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
“他是杨呆子。”旁人告诉我们，此人姓杨名德志，芦山县（与天全县相邻）人氏，参加过土改工作队，曾官至某公社书记。
“反右倾”时的某次会上，讨论“农民一年四百斤毛粮够不够吃”，他站起来说了句“够吃个鸡儿啊！”这后三个字是当地方言的一个词组，说是下流话吧，却是当地男男女女的口头语，是否定的意思。
所以，他这句话的要害不是“下流”，而是“否定”。
这样，他就被划为“右派”，公职和党籍丢了，跟着他婆娘倒插门来到此地。他是读书人出身，干农活不太行，常和妇女们挣一样的工分，但在生孩子方面和农民一样能干，生了一大堆孩子，日子过得有上顿没下顿的。
由于当地的口音，加之调侃取笑（也算是当时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的“文娱活动”吧），人们就将杨德志叫成“杨呆子”。他也算是“插队知青”吧，老知青，已经安家落户的老知青。
他肚子里有些墨水，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比起我们这些“文革”中读完小学和中学的高中学生，只怕历史知识和古文知识还要强得多。杨呆子的婆娘原来也是党员，现在拖着一大堆孩子，都不能天天出工，说话好像比一般的群众还落后。
此时，杨呆子已念完他节选的“列宁教导”，又背了一段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接下来他开始剖析王仕贵偷玉米的思想根源，教育他要爱集体，要明白大河和小河的关系，云云。
听着听着，我有些纳闷了，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的，怎么眼下遇到的倒是贫农偷集体的粮食，“右派份子”引经据典的教育贫农呢？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里偷集体辣椒的可是地主婆啊！看来，有很多事不能以阶级成份和阶级斗争论啊！
当年刀耕火种种玉米的大山如今林木葱茏
当年楼房头四合院的三面房子已拆走
分清敌我和杀猪吃肉
农历十月初一一过，已进初冬，山区温度更低，已开始烤火，家家户户陆续开始杀年猪。围着火塘烤火就顺带熏肉，一条条在盐里滚过的肉就挂在火塘上方。
一家人若养得起两头猪，必须以收购价（很低）卖一头给国家，换得一张“准杀证”，杀另一头猪自食才为“合法”。缺粮食只喂得起一头猪的，杀后也必须低价卖半边白条猪给国家换得证明，才能“合法”地吃另一半。
所谓年猪，并非过年杀猪之意，而是养了一年，一年只杀得起一次猪，杀了要熏成腊肉吃一年，以解决一年的油水和肉。一大家人一年的油水和肉都靠这半边猪呵，当然希望这半边猪膘厚一点，可要膘厚得多给猪喂玉米等粮食呀，喂不起，缺粮呀。
“聪明的”农民兄弟曾这么干过：两个都只喂得起一头猪的家庭合作，将其中一头猪喂到一百三十多斤（活猪一百三十斤是国家收购最低标准，白条猪有个折算数）就杀了，各背半边白条猪去收购站卖给国家换回“准杀证”；将本来分别喂两头猪的玉米集中起来，尽可能把另一头猪喂得肥些。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收购站后来居然要求卖半边白条猪的，必须是带尾巴的那半边，可以想见城市、农村的“剪刀差”把农民剪得多惨。
魔高一丈，道高十丈，聪明的农民兄弟另找了一根猪尾巴，缝在没尾巴的那半边白条猪的屁股上，半夜就背去收购站排队。收购站早晨六点半开始收猪。冬天的早晨六点半，天还没亮，15W的昏暗灯光下，收猪的人还没来得及看清那条器官移植的尾巴，卖猪的就拿着那纸“准杀证”和钞票撒丫子了。
还是说回那年杀年猪吧。
山民好客，杀猪的当天总要请亲朋好友吃一顿，谓之“吃血汤”。知青是远方客，一般都请。而缺油少肉，干了体力活粮食（下乡头一年，国家供应每个知青每月35斤大米）已不够吃的我们，心里也盼着被请。
这天，楼房头的王子兰家杀年猪，她来请我们吃血汤。我们仨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答应。
为何？
下乡前，组织上给我们的告诫是：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你们到农村去，首要问题也是分清敌我，“五类份子”就是敌人。王子兰的爹王春发是“坏份子”，可不敢去她家吃肉。
王子兰的老公——王春发的倒插门女婿高兴勤来请我们：“她爸是‘五类份子’，我不是嘛，我是贫农，还是共青团员嘛，这个面子要给嘛。”
我们心动了一下，吞了一下口水，想给他一个面子。可一想到去了就难免和“坏分子”王春发坐在一张饭桌子上，而且毕竟要进他家的门，就又坚定地婉拒了。
接受了一年多“再教育”后的第二年冬天，再遇到哪家杀年猪请我们，我们去与不去的标准就变了——不再以阶级成份论，而是以其好客程度、是否吝啬（真心请，还是假意表示？）论，不要吃得人家心里不爽嘛！
看来，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敌不过猪肉的引诱。我们到农村也不是来革命的，而是城里无法就业。
现场截肢
一天，我们正在半山上干活，我记得不是种玉米就是薅玉米。
那是一片坡度不小于60度的山坡，听社员们（人民公社社员，即农民）说，年以前这里都是山林，“大炼钢铁”时树被砍光了，只剩了荒草和些许灌木。
我们当知青时，正是“农业学大寨”时期，强调“以粮为纲”，把荒草、灌木一把火烧了，一锄一锄翻地种玉米（可算是“刀耕火种”？），哪怕只能种一、两棵玉米的巴掌大块地，也得攀爬过去种上。
其实，有的小块地土很薄没肥力，种了也未必能结玉米，加之山上时有野猪等觅食，结了也未必能收获。但当年是“政治挂帅”啊，你若敢说这是做“无用功”，不一定能收回玉米种籽，那就是对“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的态度问题了。
上山干活路远，回去吃午饭来不及，我们带着干粮玉米面的“烙锅子”馍。这“烙锅子”是用热水搅和玉米面，手揉成田径运动中抛掷的铁饼状，贴于锅边，锅底有沸水，连蒸带烙，至定形半熟时，再取出，埋于灶膛柴草灰中，逐渐烤熟。我们那里种的是五彩的花玉米，所以，这“烙锅子”象一个土红色的“铁饼”，大的有约一斤玉米面一个的。
这“烙锅子”趁热干吃，皮脆瓤软，头几口挺香，但要不就着点儿稀的汤、粥或水，吃速会越来越慢。我们带上山的，吃时肯定是凉的，那可就是皮硬瓤散了，不就着水，非噎着不可。所以，我们用军用水壶背着水，这水壶还是凭知青上山下乡通知书一人一个买的。农民们比我们耐渴，也没有军用水壶，但他们会在山上找水，或是找野果子。
中午时分，在一块较缓的坡地歇工，有人扛着锄头去找水，有人去寻野果。我们坐下来，打开水壶喝了两口，刚啃了一口“烙锅子”嚼着，就听山下远远的有人喊叫，也听不清喊的什么。往山下望去，羊肠般的山路上，一个人影向上蠕动，喊叫声慌慌张张，断断续续。
还是山民们耳尖，他们听出他喊的是“出事了”。我们放下水和“烙锅子”，站起身来，往山下迎去。距离越来越近，来者是大队贫协主席高文杰，是位老者，断断续续地喊声已听明白：“专业队”出事了，垮方了，国斌压在下面了。
“专业队”就是由生产大队组织、各生产队分别出几个人组成的修引水渠的一支队伍，全名“爱国大队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我们大队五个生产队，这支“专业队”十多个人，由当过兵的高泽贵统领。引水渠的选线和高差，还是高泽贵土法上马，用条櫈、饭盒加筷子代替水平仪勘测出来的。因为是按人头算，所以各生产队都不肯出壮劳力，十多个人，除去高泽贵精明强壮，其他不是年纪大的，就是身子骨稍显单薄的。国斌十六、七岁，个头不高挺瘦，白白净净，是我们生产队会计封益才同母异父的小弟。我们生产队一个劳动日（10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或曰一个工）才合两毛多钱，国斌一天也就是挣个七、八个工分，不到两毛钱，比我们知青还略微少点。
引水渠是要将远山上的水引到毛岗子上，各生产队在那儿都有多少不等的几块靠天吃饭的水田。水渠工程已完成十之七、八，已接近毛岗子了。
我们跟着来人往事发地跑，一路上断断续续听明白事发经过。那时，修渠的工具就是锄、镐、钢钎、锤和炸药。当天，放了个小炮后，正在清理炸下的石头，忽有异响。年纪大的人有经验，叫了声“要垮了，跑！”撒腿就跑；国斌没经验，回头多看了一眼才跑，就没来得及，腿被压在下面了。压住他的那块石头很大，众人无法可施，有人回村叫人，有人往山上来叫人。我们那儿是山区，所谓的村并不是全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集中居住地，这儿两户，那儿三户，全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依地势分散在七、八处，我们三个知青的住房就孤零零的在一处坡脚下。那时又没有电话，山民们的听力和呐喊本领既有遗传又有自小的练习，同一生产队的人家相距最远的，即使呼唤听见了，走拢却得要二、三十分钟，中间还得趟过一条沟。“村”只是一个行政组织的概念。
跑得我们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一路上停下来喘了几次，二、三十分钟才赶到。算起来，事发已有一、两个小时了。
压住国斌腿的那块石头比八仙桌还大得多，很难撬动，而且撬动这块石头有可能使坡上面的其它石头垮下来。再看国斌，一条腿从腿肚子处被砸断，断处的骨头茬儿就象撅断的木柴般犬牙交错状，血肉模糊，但还有一根筋没断。这真是活生生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啊！国斌仰面朝上，上半身悬在斜坡外，也不可能欠身看见自己腿的惨状，大概痛得已麻木而不觉得太痛，没看见自己的腿也就还怀着希望，竟然还没完全晕过去，呼其名还能应声。身体的别处没见明显伤，原本白净的脸此时呈青灰毫无血色，断腿的上方已用绳子扎住。
现场寂静，谁都明白后果的严重性，但谁都不愿说出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儿和紧张。
大队书记陈诗林和大队赤脚医生王子清赶到了。王子清带来一针强心针，注射后，国斌的精神好了些。那年头，每个大队挑一个政治上可靠（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文化水平高点儿（顶多是初中）、脑子好用点儿的人，到区里或县上培训几个月，领个带红十字的药箱和一些最基本的常用药，回来就是大队的赤脚医生。赤脚者，即不脱离农业劳动。平常我见社员们从王子清那里最常拿的药也就是麻黄素、胃舒平了，大概因为农民们平常极少吃药，所以一吃药就有效。咳嗽吃麻黄素；哮喘吃麻黄素；哪儿痛也吃麻黄素。象当年延川的知青神医孙立哲那样的赤脚医生，恐怕全国也就立哲哥一个，要不，他怎么成了毛老人家“钦点”的全国五个知青典型之一呢。
还是说回眼前，这强心针大概是赤脚医生王子清的药箱里此刻最王牌的药了。
现在的关键和难点是怎么把国斌从那块大石头下弄出来，实话说是怎么把那只还连着一根筋的一截小腿和脚弄出来。那块石头撬又不敢撬，抬又抬不动。再拖下去，失血终会要了国斌的命。所以，说穿了，关键是怎么处理那根筋，家属没在场，怎么办？陈书记略一征求王子清的意见，果断地一挥手：“救命要紧，马上把筋弄断抬走!”
王子清赶来得急，没带剪刀，怎么办？只见他略一犹豫，拿过旁边一位农民腰间别着的砍柴砍竹子用的弯刀，刀刃向上抵着那根筋，往上一挑，只听得国斌一声凄惨的尖叫，那叫声令我毛骨悚然！
陈诗林招呼几个年轻人，用两根锄头把儿和两条裤子做成一付简易担架，抬上国斌，向山下急奔。十多里山路才能到公路边呢，目送他们远去，我们感觉是凶多吉少。
他们几个人换着抬，山民们走惯了山路，不象我们跑起来跌跌撞撞还不时滑倒，一个多小时到了公路边。那时，公路上跑的车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好不容易拦下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又是一个多小时，医院（我们下乡插队的地方虽属天全县，但离雅安市更近些）。从急诊室直接进了手术室，锯齐了骨头茬，缝合了伤口。
我以为，国斌的截肢手术是分三步完成的：第一步是那块不期而至的可恶的大石头造的孽；第二步是在现场王子清用弯刀一挑，这也是关键的一步。这是我亲眼所见过的最惨烈的一幕，至今栩栩如生在我的记忆里，出现在梦境里时仍令我毛骨悚然，冷汗，惊醒；医院完成的。
我也很惊奇国斌的生命力和意志，医院的手术台，至少是六、七个小时，换成我，恐怕只剩料理后事了。
没多久，国斌就出院了；又没多久，他就拄着拐到处走了。不能干农活了，他去公社街上跟我们生产队也是一条腿的高裁缝学了裁缝手艺。
我回城后，国斌到成都想装假肢，住在我家，我还陪他去过假肢厂。
恢复高考
（此节是在“西电纪念恢复高考暨入学西电30周年”聚会上的发言）
恢复高考，这一发生于三十五年前的历史事件，带来了七七级、七八级每一位成员个体的命运改变、人生转折，但此历史事件的意义更在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是中国从不尊重知识，打击知识分子的荒唐年代回归正常社会的一道深深的刻痕；是行将与国民经济一起崩溃的教育事业、科技事业的起死回生。
回想当年，我想恐怕不只我一个人当时对真能凭考试进大学将信将疑。是啊，在扭曲的坐标系中，无以衡量曲直、是非、虚实、真伪。
以七七年高考考题的难度来度量，现今的高考题难度可能已达博士水平，但那是在不提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读书无用论”泛滥了十年，高考停了十一年的历史背景下啊。七七级、七八级无疑是在那痛苦的年代坚持读书学习的那一批年青人的代表。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可贵之处，主要不在于幸运地考入了大学，而在于入学后的刻苦学习，拼搏奋进。记得那时西电的生活条件很差，学校的图书馆也还没有恢复，但教室和实验室的灯光通常亮至深夜。同学们互相帮助，你追我赶，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唯恐在学习上落后。教高数的陈允光老师（后调往暨大）对授课内容几经试讲、调整，得出结论：这批学生确实可以按大一的内容授课，不必专门补讲高中甚至初中的内容。这两届学生的刻苦和钻研精神给我们的老师也留下了深刻印象，激励着老师们使出看家的本事，授我们以“鱼”和“渔”。在此，我们要衷心感谢我们的老师，感谢我们的母校西电。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走入社会后所体现的很强的社会责任心和实际工作能力，这是社会所公认的。我们是在国家科技人才青黄不接之季参加工作的，但我们不以为自己是“时代娇子”或“社会宠儿”，我们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踏入社会的。三十多年来，不论是坚守在本专业，还是跨专业，甚至完全转行，我们都努力地学习，踏实地工作，认真地生活，尽着对家庭、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的责任。今天，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老师对母校说：我们没有辜负您。
至今，我忘不了农村，忘不了农民，忘不了知青生涯，那是我人生中最艰苦的时光，也是最多彩，最值得回忆的一段。
作者：史铁桥
来源：兵团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