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气丸（《金匮要略》）方中补阴药10倍于补阳药，但近年方书多谓本方温补肾阳，而用治肾阳不足之证。其理论依据即张景岳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之说。本方补阳药用量甚微，仅占约十分之一，故临床凡用本方补阳者，必须加味其他补阳药，如补骨脂、巴戟天、锁阳等，其效始著，否则效果不明显。因此，将本方列为温补肾阳方，是不够贴切的。从肾气丸的方药组成及《金匮要略》中所记载的治证分析，肾气丸的功效应为温补肾气。理由如下：1.从生理上讲，肾为水火之脏，藏真阴真阳而主水液代谢。肾阳蒸化肾阴，所化之气即是肾气，其主水的功能主要是由肾气来完成的。从病理方面看，临床上的肾阳虚和肾阴虚都可影响人体的水液代谢，发生小便不利或小便过多等水气病。这主要是因为肾阳虚和肾阴虚都可导致肾气虚，从而影响水液的代谢，故其治疗重在温化肾气。2.从肾气丸的方义分析，方中重用熟地黄、山药、山萸肉以滋阴补肾，又用桂枝、附子温阳化气，而补阴药10倍于补阳药，主要是取“少火生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意。如果补阳药用的太多，则恐温燥辛散太过而有“壮火食气”之弊。本方在补阴的基础上，微微生火，以资生肾气。方名“肾气”，其立意即在于此。所以清代医家柯韵伯在《删补名医方论》中说：“肾气丸纳桂附于补阴剂中十倍之一，意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肾气也。故不曰温肾，而名肾气也。”方中茯苓、泽泻、丹皮既为补药之佐，又有针对小水（便）不利一证，而渗湿泄热以治其标证的作用。由于有水液代谢失调的标证，所以方中茯苓、泽泻、丹皮的用量也较大，与一般“寓泻于补”而泻药用量轻微的方法大不相同。方中原用桂枝而不用肉桂，也是因为桂枝通阳化气利小便的作用优于肉桂之故。所以肾气丸不但有温化肾气的功效，且有标本同治的作用。3.《金匮要略》中本方治证凡五条，都是水液代谢失调所致。如中风历节病篇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血痹虚劳病篇治“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痰饮咳嗽病篇治“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消渴小便淋沥病篇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妇人杂病篇治“妇人转胞，不得溺（溺通“尿”）”等症。从以上治证来看，多是小便不利之证，并无十分明显的肾阳虚见证，如身半以下常有冷感，四肢不温，腰痛脚软等。纵是“虚劳腰痛”者，也不能判定为单纯的肾阳虚。从以上分析看，肾气丸的适应证不应是单纯的肾阳虚，而是肾阴阳两虚，即肾气虚。其功效也不应谓为“温补肾阳”，而应是“温补肾气”。使肾气充足，才能化气行水，而诸证可愈。正如清末张山雷所说：“仲师八味，全为肾气不充，而小便不利者设法。故以桂、附温煦肾阳，地黄滋养阴液，萸肉收摄耗散，而即以丹皮泄导湿热，茯苓、泽泻渗利膀胱；其用山药者，实脾以堤水也。立方大旨，无一味不从利水着想。方名肾气，所重在一气字。故桂、附极轻，不过借其和煦，吹嘘肾中真阳，使溺道得以畅遂。”自仲景提出《伤寒杂病论》的八味肾气丸（地黄、薯蓣、山茱萸、泽泻、牡丹皮、茯苓、桂枝、附子）之后，历代医家多有阐发，并有名称上的改动。唐·王焘《外台秘要·卷十八脚气不随方》有崔氏方五条，第四条云：“又若脚气上入少腹，少腹不仁，即服张仲景八味丸。”书中载方与肾气丸药物组成相同，仅是桂枝改用桂心，用量略有出入，崔氏自称是张仲景方，实则所谓“崔氏八味丸”乃是肾气丸桂枝改用桂心方。关于崔氏其人，据《旧唐书经籍志》说为隋·崔知悌，崔氏拿八味丸主治的是“脚气上入，少腹不仁”，这个“脚气”是中医所说的脚气病，而不是烂脚丫子的那个脚气，是和肾阳虚有关的，肾经所循行的部位就在腹之两侧，少腹拘急不舒、不仁，这即是属于肾阳虚的一个病机，导致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崔氏八味丸应该有效。东晋·葛洪《肘后方》原书有药无方名，量同仲景原方，元·许国祯在《御药院方》卷六补名为八物肾气丸。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引用崔氏八味丸去桂、附改称为钱氏六味丸，治小儿解颅等证。明·李时珍《备急千金要方》提出肾气丸为“治肾气不足羸瘦日剧，吸吸少气，体重耳聋目暗百病方。”方中有地黄、茯苓、元参、泽泻、山药、山萸肉、桂心、芍药、附子，《翼方》有加入丹皮。明·吴昆《医方考》以仲景原方原量称作崔氏八味丸。清·冯兆张《冯氏锦囊秘录》将仲景原方桂、附改为五味子、肉桂，称为八物肾气丸。清·吴谦《医宗金鉴》原方原量称作肾气丸。清·张璐《张氏医通》将仲景原方中桂枝改为桂心，称作崔氏八味丸。以上是根据现有“肾气丸”相关方药的历史材料做出的分析，如与不足之处，欢迎各位同仁多多指正。
